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上海建党早期的特殊贡献

作者:未知

  [摘  要] 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一批优秀的进步青年纷纷前往法国,他们积极地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党团组织和各种革命团体。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建党活动提供了来自海外的组织基础、理论依据和人才支持,作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 留法勤工俭学;上海建党初期;巴黎小组;建党理论;干部培养和输送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3-0013-06
  100年前,在中国从古代进入近现代的历史演进中,掀起了一个后来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建设和发展有着特殊意义的进步运动——留法勤工俭学。上海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主要的始发地,留法勤工俭学又为上海建党早期作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这样一种双向关系,早以载入史册。本文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党早期的贡献为考察对象,从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建立并成为上海建党活动的八个基层组织之一;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为上海建党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为驻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培育和输送大批干部,推进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等三个方面,做一个评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是上海建党活动的8个基层组织之一
  20世纪20年代初,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波澜壮阔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催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许多向往民主与科学的青年学子和有识之士,积极响应“勤于作工,俭于求学”[1]的号召,毅然决然漂洋过海,走上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五四运动至1920年间形成高潮,其中先后从上海出发赴法的就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陈延年、陈乔年、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一大批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用法国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与国内遥相呼应,积极组建党团组织,把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欧华工中的一批优秀青年团结起来,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扩大队伍、打好基础。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这次会议明确建立的是共产主义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当然,这不仅仅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更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简称中共发起组)。上海中共发起组是全国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因此一开始就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开始了筹建活动,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应运而生。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燾3人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秋,董必武、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在武汉成立党的支部;1920年冬,王尽美、邓恩铭发起成立济南共产党组织;1921年元旦,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发动下,以新民学会为平台,成立了长沙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3月,广州共产党组织成立,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宣传、陈公博管组织;旅日留学生于1920年6月底,由施存统联系周佛海牵头,成立共产党日本早期组织。
  旅欧共产党组织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建立起来的,因而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产物。其中巴黎小组于1921年三四月间成立,由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5人发起,负责人为张申府。
  与此同时,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向警予、罗学瓒、张昆弟等,也自动建立起各种革命团体,其中以新民学会会员为主体,以蒙达尼为中心形成的团体和工学世界社、劳动学会等都是具有共产主义政党性质的团体。
  巴黎党小组虽然远居海外,但与国内关系密切,且联系不断。张申府不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而是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之邀去任逻辑学教授的。但这位北大讲师,在赴法前的1920年秋就与李大钊等创建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途经上海时又与陈独秀讨论过建党事宜。据张申府回忆,在巴黎的建党活动,是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授意的,“离国赴法前,李大钊、陈独秀分别与我谈过党组织的发展问题,他们希望我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21年初,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入党,接着又介绍周恩来入党。事后,张申府把介绍周恩来入党一事写信告诉国内的陈独秀,“他回信表示同意。”1921年7月,张申府“曾收到国内寄来的通知,并在党小组内进行讨论,但因时间紧,路途远,不能回国出席。我即给陈独秀写信,作了答复。不久,我们便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了”[2]。巴黎小组的另一位创始人赵世炎于1920年5月中旬从上海赴法,与陈独秀研究过建党问题,并详细交换过意见。因赴法较早,未能参与上海发起组的成立活动。不过,他与陈独秀、李大钊都保持着通信联系。而陈公培本来就是上海发起组成员。据张申府回忆,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在上海入党的,都由陈独秀介绍的”[3],足见巴黎小组成立时与上海中共发起组联系之密切,且地位之重要。
  尽管巴黎小组未能与国内外其他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样派出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巴黎小组作为上海创党建党的8个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基层组织之一,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旅欧巴黎小组的建立和活动,也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并非全靠俄国人的鼓动,乃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革命包括俄国革命和法兰西革命影响的必然反映。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为上海创党建党探寻理论依据
  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努力寻找革命真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就成了旅欧党团组织工作的主旨。巴黎小组成立后,旋即建立共产主义研究会,开展了一场颇具声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许多共产党员和有志青年抓紧机遇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们不仅学到了革命理论,转变了世界观,更重要的是,为上海的创党建党活动进一步探寻了理论依据。   如饥似渴地学习,当首推蔡和森。蔡到巴黎后,以惊人的毅力,仅花了4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法文,又用五六个月的时间“猛看猛译”几十种革命书刊,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赵世炎白天在铁工厂做8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尽管筋疲力尽,但在夜晚仍然坚持学习马列著作。通过学习,许多年龄较轻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马列主义的熏陶下,走上了革命道路。邓小平刚到法国时,面对冷酷的现实,“原来出国时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4]陈毅曾回忆他同蔡和森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形,说:“在我们这个地区鼓吹马克思主义最有力者是蔡和森。”在蔡的影响下,陈毅开始读《共产党宣言》,认为这本书里有很多深刻的分析、新鲜的提法,比如说“一切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过是资本家的事务所,等等。这些论断我们感到确是真理。这引起了我思想上的第二次大震动”。陈毅体会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头脑中高扬”,于是他“逐渐参加政治活动,向革命方向靠拢了”。[5]
  世界观的转变与信仰的确立往往是同步进行的。周恩来利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十分流行、很容易得到的条件,认认真真阅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经过反复学习和思考,周恩来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共产主义的信念。他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6]他坚信共产主义学说“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因而坚决主张效法俄国革命。[7]
  周恩来这里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信念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实际上正是上海创党建党所涉及的党纲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在这方面,蔡和森的意见更具代表性。1920年8月13日及9月16日,蔡和森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围绕“改造中国与世界”总方针,提及中国革命的若干问题特别是阐述了许多建党思想。在第一封信里,蔡和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而“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但“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在毛泽东看来,蔡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8]“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9]在第二封信中,蔡和森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蔡和森特别提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物派(Id′eologic)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10]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党建党过程中,已经十分注重其理论依据及其理论精髓。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写了一封短信,对蔡的主张深表赞同:“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1]可见,蔡和森的一系列建党理论,完全为毛泽东所接受,并牢牢地扎根于他的思想深处。
  自始至终参加党的一大的毛泽东,是否在会议期间表达或转述过蔡和森的意见,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会议通过的党的纲领及成立宣言等,其主旨始终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强调“联合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阶级消灭”,“采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反复灌输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本党要策”等等。[12]这些建党指导思想,与毛泽东、蔡和森就建党问题所涉及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见解,是不谋而合的,也是赢得毛泽东举手赞成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和森关于建党的一些基本观点,从理论上为上海的创党建党探寻了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巴黎小组积极参与上海创党活动的一项有效举措。
  三、为驻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培育和输送大批干部,推进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随着人数的增加,旅欧中国共产党巴黎小组成立后不久,即升格为旅法支部,旅德支部和旅比支部也相继成立。1922年秋冬之际,中共旅欧总支部正式成立,负责人为张申府、趙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作为派生于国外的一个区域性的组织,旅欧总支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批判和抵制无政府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忠诚履行党的使命,为上海的中共中央培育和输送大批干部,推进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旅欧支部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同时,将理论学习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致力于关心华工生活,注重华工工作,为培养干部寻找新的途径。旅欧总支部成立后,专门组建了华工运动委员会,由萧朴生任主任。据何长工回忆,该委员会帮助华工“建立统一的华工总会,出版《华工旬报》,系统地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13]。他们还在华工中组织工人俱乐部,举办工人夜校和各种补习班,帮助华工学习文化知识和提高政治觉悟。周恩来、赵世炎等总支部的领导人经常深入华工群众,与华工谈心、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培养了一批骨干,有些华工领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①   旅欧总支部还积极开展了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当时,旅法华人中以华林、李卓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工余社和以曾琦、李璜等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分别以《工余》②杂志及《先声周报》③为阵地,专事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鼓噪。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则以旅欧党团组织创办的《少年》《赤光》为阵地,对此展开批判。针对无政府主义攻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专制劳工”[14]等言论,周恩来从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出发,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指出通向共产主义道路虽然崎岖曲折,但“社会主义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趋势”,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当信仰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尖锐指出:“至于别种社会主义,更是陷中国于歧路的麻痹剂。”[15]针对国家主义派攻击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违背良心的行动”,是受人胁迫而实行“阶级妥协”的论调,周恩来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和道路等根本理论问题入手,论述国共合作的必然性。他指出:国民革命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合作,共同推翻当权的封建主义的“阶级革命”,“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階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民主革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而国共合作正是共产党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所制定的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毫无“违背良心”和“阶级妥协”而言。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等批判,提高了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的阶级觉悟,从整体上提升了旅欧党团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党的一大以后,上海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除1922年10月迁往北京至翌年2月下旬迁回上海,1923年5月由上海迁往广州至7月下旬再度迁回上海这两次搬迁之外,直到1933年1月迁往苏区,前后长达12年之久,中共中央一直在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全国革命活动的政治中心和党务工作的最高指挥部。作为下属基层组织,旅欧总支部对上海的指令竭尽全力地加以贯彻落实。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为了适应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急需大批干部充实斗争第一线。为此,中共中央号召旅欧党团员行动起来,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特别是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作出了关于从组织上加强对群众工作的领导以迎接革命运动高潮的决定。会后曾通知旅莫支部及旅欧支部,再次强调要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干部回国。遵循党中央的召唤,旅欧党团组织从1922年至1926年间回国的成员,包括派遣回国的及1921年10月因在欧洲领导、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被法国反动当局遣送回国的在内,多达一二百人,以旅法支部党团员为最多。回国后,他们从中央到地方,在中国革命的各条战线上,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洪流中,以坚定的信念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本文将这些回国人员在大革命时期的相关职务作一简要的梳理,以从一个侧面求得印证。
  直接在上海中共中央,包括在各类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有:蔡和森先后参加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六大,曾任团中央机关报《先驱》和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及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等职,1926年冬调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等职;李立三先后担任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总指挥、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等职;向警予被选为中共二大中央委员会委员,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李维汉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临时中央局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等职;王若飞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后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陈乔年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后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在各地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有:陈延年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江浙区委和江苏省委书记;穆青任中共两广区委组织部长;林蔚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刘伯庄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黄士韬任中共广西特委组织部长;杨志华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林修杰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佘立亚任上海市吴淞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张昆弟任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书记、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工委书记;傅烈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冉钧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萧三任张家口地委书记、青年团北方区委书记,后调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李季达任天津地委书记;高风任中共保定市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李慰农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尹宽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领导军事工作和武装起义,并担任重要职务的有:张申府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的德文翻译,是中共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周恩来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及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后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军事职务最高的党员之一;熊雄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中共黄埔军校党团书记;鲁易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饶竞群担任黄埔军校教官;熊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教官;李富春任北伐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朱德在南昌创办军官教导团,并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孙炳文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合林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武汉政府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张伯简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书记;何长工曾任华实县农民自卫军总司令、中共南(县)华(实)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陈毅曾先后被派往四川杨森、田颂尧等部及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处工作,任中共党委书记,后参加南昌起义;刘伯坚任冯玉祥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邓小平也在冯玉祥国民联军政治部工作,后赴广西参与领导百色起义。   从事文教宣传及其他工作的有:郑超麟、萧朴生曾任上海大学教员;任卓宣任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罗学瓒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后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刘清扬任《妇女日报》总经理;杨堃任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张若名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袁子贞任天津地委宣传部长;郭隆真在北京做党的妇女工作,主持北京缦云女校工作,编印《妇女钟》《妇女之友》等刊物;蔡畅曾任两广区委妇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等职。
  在上海创党建党早期,旅欧党团组织包括赴法勤工俭学的党团员中,为中国革命英勇牺牲的英烈有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向警予、熊雄、熊锐、高风、余立亚、穆青、傅烈、林薇、罗学瓒、颜昌颐、毛遇顺、冉钧、陈声煜、赖俊、周貢直、黄平民、钟汝梅等,他们为中国革命贡献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综上所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上海创党建党早期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多方面的,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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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三泊.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答少年社伍豪君[J].工余,第14号,1923-02.
  注释
  ①如法国北方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后来都入了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②1922年1月15日在巴黎创刊,是无政府主义团体工余社的机关报。
  ③1922年12月在巴黎创刊,是国家主义派团体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2015WLS001
  作者系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晏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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