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经典文献看我国自然资源核算的渊源

作者:未知

  【摘 要】 根据我国先秦时期的经典文献记载,对自然资源的核算以及环境责任的明确可以追溯到夏代。文章采用规范研究方法,通过对《山海经》《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周礼》《荀子·王制》等先秦典籍中关于自然资源内容的研读,发现前三篇从技术层面描述了自然资源,后两篇则从人文层面明确了责任分工和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念。研究得出以下启示:(1)一个组织尤其是国家级的组织,向来有必要把其版图范围内的自然资源认识清楚;(2)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3)职权与职责总是相连在一起的。研究对今天在国家层面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核算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自然资源; 核算; 先秦典籍
  【中图分类号】 F230;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02-0008-05
   自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的要求以来,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核算的研究成为国内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窃以为,研究的视野不仅应面向基于现实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应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纵观中国古代浩瀚的典籍文献,其中不乏对自然资源的文字描述与绘画,甚至还有对自然资源管辖和确认计量与记录报告的官员的任命。
   中国人对自然资源的认识与分类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 000多年的“禹铸九鼎”。大禹治水走遍华夏,功成之后将天下分为九州,然后铸九鼎分置于九州,每一鼎都铸刻了该州的山川、地域和物产。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尚书·禹贡》,记录了夏禹治水的成果和九州的地理区划。源于虞夏的《山海经》和源于西周的《周礼》,春秋时期的《管子》《尚书》,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汉代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集体创作的《淮南子》,晋代杨泉的《物理论》、张华的《博物志》、郭璞的《穆天子传》和高僧法显的《佛国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记载和马欢的《瀛涯胜览》、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兰茂的《滇南本草》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代学者杨守敬主编的《历代舆地图》、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等,均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介绍了所到之处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和物产。这些文献,多是用文字、图形和数字来描述自然资源环境与物产。
   限于篇幅与笔者的目力,本文仅对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尚书》《管子》《周礼》《荀子》的相关内容进行考证。
  
  一、《山海经》里的自然资源描述
   《山海经》是上古先民经行世界的记述,它涵盖上古时期的地理、天文、历史、神话、气象、动物、植物、矿藏、医药、宗教等方面的内容。传至今日,全书分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九卷、《大荒经》四卷。据统计,全书记载山名5 300多处,水名250余处,动物120余种,植物50余种[ 1 ]。《山海经》的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后人众说不一。传至现代的版本是经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勘的定本。据刘歆考证,《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及其属臣益,撰著时间为上古的虞夏之际。对《山海经》的注释,最早的是晋代郭璞,其后是清代的王念孙、郝懿行、毕沅、汪绂,还有当代的袁珂和方韬。
   《山海经》的《山经》五卷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南山经主要介绍南方三大山系的地貌矿藏、怪兽珍禽及其山神祭祀。其中所述会稽山,至今仍存。西山经介绍的众多山名中不少是古今名山,如华山、太华山、昆仑山、玉山、天山、阴山、崦嵫山、鸟鼠同穴等。北山经较少有神话,但所介绍的三个山系中提到的隄山、北岳、虢山、少阳山、汾水、雁门之水,以及“白沙山,广员三百里,尽沙也,无草木野兽”等均与当今山西、陕北地形地貌相符。东山经介绍东方四大山系46座山的方位和物产。中山经最为浩繁,记录中土12列山系共197座山。其中有属于今日嵩山的少室山和太室山,以及荆山、岐山、熊耳山、首阳山、衡山、灵山、龟山、蛇山、洞庭山等今人所熟识之山名,但随着时代变迁和民众迁徙,有些山的方位古今不符。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
   《海经》九卷分别是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海内经。与《山经》不同,海外诸经记载的是中土本部之外各国的方位和文明,海内诸经记载的是海内的山川、国家、植被、动物及相关的神话传说,范围覆盖今天的沿海各省及西北、东北、华北。
   《大荒经》四卷分别是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大荒”应指“荒服”之地,是离国家政治中心最远的圈层。根据《尚书·禹贡》,夏代以国都为圆心,外扩五服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每服地域范围是500里,以此计算。荒服是指距离国都两千里以外的地方。大荒东经记载了东海之外的山川、河流、国度、物產和神话传说。大荒南经记载了南海一带的山川、国度、鸟兽、物产、古代氏族来源传说和神话。大荒西经记载了中土以西的山川、氏族、物产、神话,其中提及了周族的起源和夷、狄两个民族的来源。大荒北经仍然有许多氏族血统的记载,尤其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夸父逐日等故事广为流传。
   在《山海经》里,为了记载和描述自然资源环境,用到的方位表述有东、西、南、北、中,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和左、右。尤其是具有了“中土”的概念,堪称“中国”概念之滥觞。对距离的计量单位用“里”来表述,所用的名数有万、千、百、十、有、无、多。对水资源的定名有河(特指黄河)、水、湖、泽、海等。用到的动词有临、望、流、注、出等。典型的表述例如:“南山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殼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殼,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丽鸄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 1 ]    《山海经》不仅对山川、河流、平原、海洋有方位记载,对各种动植物有所描述,而且对各种物产,尤其矿产资源有大量记载,如记载矿物89种,记载矿产地309处。比起希腊学者泰奥弗拉斯托斯写于公元前三世纪的《石头志》(书中记载了16种矿物,分金、石、土三类)要早200多年。
  
   二、《尚书·禹贡》里的自然资源描述
   《尚书》作为记载中国远古尧舜时代至周朝期间历史事迹的典籍,儒家尊为“五经之一”,后人尊为信史。《尚书》依历史的进程,分为虞夏书、商书和周书三个部分,共58篇。“《尚书》的内容大多是历代君王言行的记载。如《尧典》《舜典》记载了尧、舜的事迹,《伊训》讲的是商代老臣伊尹以德政对商王太甲的劝诫,《康诰》《酒诰》《梓材》是周王朝册封文王之子康叔的告谕和训戒,《甘誓》《牧誓》《汤誓》则是征伐作战之前的誓师词,《文侯之命》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的册命之词,《禹贡》专言物产地理。”[ 2 ]
   据《尧典》和《舜典》所述,尧帝任命鲧为专门治水的官员,九年过去毫无成效。舜将鲧处死于羽山,又任命禹来治水,还任命益为掌管山林川泽鸟兽之官员。舜对官员实行三年一考核的制度,连续九年,昏官庸官纷纷黜退,贤明之士得以晋升[ 2 ]。这里值得关注的有两处。其一,舜任命益来掌管山林川泽鸟兽,所用之官名为“虞”。“虞”字不平凡,它有多重涵义,一是“舜有天下之号”[ 3 ],《尧典》将舜称为“虞舜”,《尚书》的开篇是“虞夏书”(先有虞后有夏);二是“騶虞”的仁兽之谓[ 4 ];三是开创了中国历朝历代掌管山林川泽鸟兽的“虞衡”制度之始。此外,“虞”字还有姓氏、地名等涵义。其二,舜对官员实施三年政绩考核制,赏罚严明,既处死了鲧又重用了禹。《舜典》对今天的启示在于将环境责任(治水)落实到位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成效。一方面是鲧治水失败而招致杀身之祸;另一方面是禹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治水成功而成为天下至尊。
   《禹贡》所述的是大禹治水、划分九州,并记载九州的山川、土壤、物产、贡赋等。夏代疆域分九州,税赋分五服。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五服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以国都为中心,每方圆500里为一圈层,依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的顺序,自内向外扩展,每一圈层的税赋内容和形式均有不同,荒服实际上已近化外之地,象征性的贡物足矣。《禹贡》的田、赋各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土分五色:青、红、白、黑、黄。铜(金)分三品:青铜、白铜、赤铜。水的通称有江、海、泽、渚、汇、川、三江、猪(潴)。水的专称有河、江、漳、恒、卫、济、漯、灕、沮、潍、淄、汶、淮、沂、泗、菏、彭蠡、汉、沧浪、沱、潜、云梦、洛、伊、涧、瀍、荥波、黑水、沔、弱水、泾、渭、漆水、沣、降水、漾、澧、允、大陆泽、雷夏泽、大野泽、震泽、九江、云梦、孟猪、和、桓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将《禹贡》里的“河”列入专称,是特指黄河。山的通称与《山海经》相同,即“山”。山的专称有梁、岐、岱、蒙、羽、峄、华、岷、嶓、蔡、岍、恒、衡、荆、西倾、终南、三危、积石、龙门、壶口、雷首、太岳、厎柱、析城、王屋、太行、朱圉、太华、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嶓冢、内方、大别、合黎、大伾、鸟鼠同穴等。有的山名与《山海经》的记载相同,如岐山、熊耳山、鸟鼠同穴山等。《禹贡》对土的通称有土、壤、斥、坟、流沙等。“流沙”在《山海经》里亦出现,是对沙漠的表述。对土的专称有桑土、宅土、黑坟、白坟、涂泥、坟垆、青黎、黄壤、赤埴坟等。地(域)的通称有岛、邦。地(域)的专称则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壶口、太原、岳阳、覃怀、东原、衡阳、原隰、孟津、洛汭、三澨、东陵、陶丘等。用到的方位描述有阳、阴、东、南、西、北、四隩、四海。距离的计量单位是“里”,量词用到十、百。
   《禹贡》里有一段描述青州的文字:“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菜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译作现代语言为:“渤海和泰山之间是青州。嵎夷地区治理好了以后,疏导潍水、淄水的河道。该州的土质呈灰白色,沿海广大地区是盐碱地。这里的耕地是第三等(上下),赋税是第四等。该州的贡物是盐、细葛布,种类繁多的海产品。泰山山谷地区有丝、大麻、锡、松和奇特的石头。莱夷一带可以放牧。用竹筐装上柞蚕丝。进贡的船只从汶水直入济水。”海洋作为自然资源的组成部分,在《尚书·禹贡》里有三种供人类开发利用的价值:一是通舟楫,可作交通运输;二是出产海盐;三是出产各类海洋生物。
  
   三、《管子》的土地分类、海盐生产和务守四时
  《管子》是以春秋时期齐相管仲之名集成的子部名著,汉初有86篇,今本尚存76篇。其中著名的有《牧民》《形势》《兵法》《封禅》等。《管子》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哲学、政治、军事、农商、地理等多个方面,是先秦文化的重要典籍。
   《地员》是《管子》第58篇,专讲土地的分类及其物产[ 5 ]。《地员》首先制定出土地質量标准——以七尺为一施,土壤厚度达到五施(35尺)则为厚土,其下有水则种五谷林木无不相宜,水呈青色,居民强壮。此外平原土壤分为“赤垆、黄唐、斥植、黑植”四种。其中,赤垆土厚度四施,适宜耕种,水白而甘,居民长寿。黄唐土厚度三施,只能种黍与高粱,水色发黄有异味,且易水土流失。斥植土厚度二施,宜种菽与麦,泉水味咸,易流失。黑植土厚度一施,宜种稻麦,水黑味苦。至于地势较高的丘陵高山坡地,则依据表土到达地下水的厚度,分为15种(从六施到二十施)。
   九州的土壤有90种,每一种土壤都有其特性及不同的等级。草木、土壤各有其相宜。土壤中最上等的是五种粟土,分为红、青、白、黑、黄五种颜色。比粟土次一等的是五种沃土,再次的是五种位土,其下是五种隐土,其下是五种壤土,其下是五种浮土,总计上等土壤30种,适宜种植谷物12种。中等土壤的等级划分也是五种为一级,分别是五种怸土、五种垆土、五种槛土、五种剽土、五种沙土。下等土壤的等级亦是五种一级,分别是五种犹土、五种壮土、五种殖土、五种殼土、五种瀉土。    在第72篇《海王》中[ 5 ],管子认为朝廷税收可从海洋资源中获取。其海洋资源特指海盐,主张征收海盐税。如无靠海之地,则可以从其他海滨地区购买海盐回来高价卖出,以求获得财政收入。
   在第74篇《山国轨》中,管子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又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译作现代语言第一段话是:“有适宜莞蒲生长的沼泽地,有适宜竹箭檀柘生长的山地,有低洼潮湿的涝地,有适宜鱼鳖生长的水地。这四种土地,君主如果都善于管理和利用,就可以从中获益,而不必征税。”第二段话是:“春天是人民从事农业生产与服徭役的时节,夏天要明令规定封禁和开发山林的时间,秋天也要明令规定封禁和开发山林的时间,冬天还要明令规定封禁和开发山林的时间,这是百姓掌握时机的原因。”[ 6 ]
  
   四、《周礼》的自然资源核算与管理职责
   《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它记载了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是周代礼制的集大成者。据《周礼》记载,西周的职官根据天、地、春、夏、秋、冬分成六类:第一类是天官,由冢宰统属“掌邦治”,负责朝廷管理事务;第二类是地官,由司徒统属“掌邦教”,负责地方管理事务;第三类是春官,由宗伯统属“掌邦礼”,负责宗族礼仪事务;第四类是夏官由司马统属“掌邦政”,负责外交军事事务;第五类是秋官,由司寇统属“掌邦刑”,负责法度刑罚事务;第六类是冬官,由考工统属“掌邦事”,负责工艺营造事务。
   据《周礼·天官》,天官总负责人是“大宰”(卿),其下设“小宰”(中大夫)和“司会”(中大夫)。“司会”之下分设“司书”(上士)、“职内”(上士)、“职岁”(上士)、“职币”(上士)。其分工:司会掌管财政,司书负责核算,职内分管税赋收入,职岁负责朝廷开支,职币负责官币结算及收支平衡。五者之中,司会是总管,司书承上启下,节制职内、职岁、职币,负有“厘清家底,明确责权”的重任。最值得关注的是司会与司书相互之间的职权关系。
   作为总管,司会负责“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司书“凡上之用,财用,必考于司会”,即涉及朝廷所用,司会都要对司书的核算工作进行考核。司会的职责是“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译做现代文字意思为:“司会掌管王国各级官府以及郊野、县城的百物财用。用记载各种财物开支的账册和户籍地图的副本,来稽核各级官吏的呈报及其会计信息。以职内、职岁、职币的记录相互考证,用当月会计文书考核当月的办事结果,用年终结算的会计文书考核全年的办事结果。全面了解各诸侯国的治理情况,以协助国王和冢宰决定对他们的惩罚与奖励。”
   司书职责则是“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财,受其币,使入于职币。凡上之用财用,必考于司会。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财,器械之数,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以知山林川泽之数,以逆群吏之征令。凡税敛,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则入要贰焉,凡邦治考焉”[ 7 ]。译作现代语言为:“司书掌管国家的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赋、九贡、九式的文书,以及国家的户籍,土地的地图,以全面了解各种财物的收支情况,经考核后依次记载各种财物的使用情况,接受各级官府的余财并交给职币。凡国王和冢宰所用财物,也必经司会考核。协助冢宰三年对各级官吏的政绩进行一次大考核,以了解民众的财物、农具和兵器的数目,以了解田地、各家的劳动力和牛马等牲畜的数目,以了解山林和川泽的数目,以考察各级官吏的征敛命令是否合理。凡征收赋税,主管官吏从司书那里接受所当征收之数,到征收完毕,将征税记录的副本交给司书。凡对于治理国家之法有疑问或发生争执的就到司书那里考察。”
  从司会与司书的职权职责阐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我国的宏观会计早已有之,其核算内容便是朝廷版图之内的“入出百物”;第二,作为朝廷的总会计师,司书不仅要“叙其财”——核算各项财物“民之财,器械之数”和“田野夫家六畜之数”,而且要“知山林川泽之数”——对自然资源也要“知数”;第三,对朝廷版图范围内的“入出百物”要有不同的官职分工经管、互相稽核,并且纳入绩效考核。
   据《周礼·地官》,地官的总负责人是大司徒,其职责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珩、原隰之名物。”在地官系列里,设有掌管山林川泽的“虞衡”。其中,“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分大山、中山、小山,设不同的职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也分大山、中山、小山,设不同的职数;“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分大川、中川、小川,设不同的职数;“泽虞掌国泽之政令”,分大泽、中泽、小泽,设不同的职数。从周朝的虞衡官制可以看出,我国自古代以来就对山林川泽的自然资源实施管控。
  
   五、《老子》的尊重自然观和《孟子》的可持续发展观
   《老子》里有两段文字反映了顺其自然、尊重自然的观点。一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8 ]前一段话的意思是:人离不开地(地管人),地离不开天(天管地),天离不开道(道管天),道离不开自然(自然管道)。后一段话的意思是:天下万物皆有原始,这是万物之源;既认识了万物之源,就认识了万物;认识了万物,又守住了万物之源,就不会有灭顶之灾。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并非现代才有,早在2 300多年以前《孟子》中就有这样的文字:“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易其田畴,薄其税赋,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 9 ]前段话译作现代语言为:只要不违农时,粮食就吃不完;密孔的渔网不入池塘,鱼鳖水产就吃不完;砍伐林木有定时,木材便用不尽。后段话译作现代语言为:种好田地,减轻税赋,便可以使人民富足;按时令饮食,按礼仪花费,财富就用不完。由此而来的中华古语“细水长流”“从长计议”“藏富于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烧”等,皆彰显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六、《荀子·王制》中的可持續发展观与环境责任
   在孟子之后,《荀子》中也有这样一段话:“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10 ]译作现代语言为:圣王的制度是,在草木扬花孕育硕果之时,砍伐的斧头不准进入山林,不使林木夭折,不绝林木生长;春天耕种、夏日锄草、秋天收获、冬日储藏,不误农时,因而五谷不绝,百姓存有余粮;在池塘、沼泽、江河湖泊的鱼类繁育之际,不去大肆捕捞,才会使鱼类水产丰厚而百姓享用不绝。砍伐林木与林木生长的节奏相合,就会使林木繁茂而百姓用材源源不断。
   同样,对环境责任及其承担者的确认也并非现代才有。《荀子·王制》中也有这样一段话:“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 10 ]这段话译作现代语言为:“修堤坝,通沟渠,导引水流,储存用水,根据农时开关水闸,虽遇水旱之年,百姓亦可耕耘,这是司空的职责(司空是官名,即管理水利设施之官);制定野外用火法规,涵养山水湿地令草木繁茂鱼类生长,在规定的时期禁止采伐捕捞,既满足国家百姓的生活需要又使自然资源绵绵不绝,这是虞师的职责(虞师也是官名,即管理山林湖泊之官)。”
  
   七、启示
   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从具象描述到抽象衡量,最终从现象到本质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对自然资源的认识、了解乃至于核算管理,何尝不是如此。先秦典籍中关于自然资源的描述,给今人留下的启示:一是一个组织尤其是国家级的组织,向来就有必要把其版图范围内自然资源认识清楚,即“清家底”的需要由来已久。因为这是决定国家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或物质基础。从禹铸九鼎到《山海经》到《禹贡》再到《管子》,出现对自然资源的描述是必然的。这些典籍实际上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山海统筹宏观核算之滥觞。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如何在向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又保证自然资源能够生生不息使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先人的智慧值得学习与传承。今人不能因为具有了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而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对自然界的损害到头来也会损害人类自身。三是职权与职责总是相连在一起的。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核算山水林田湖的实践和专职官员,《周礼》和《荀子》的相关记载就是明证。今人寻求承担环境责任的主体,就要从其职权与职责承担者的视角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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