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经济主体对结构税收政策的影响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 基于税收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选用家庭与企业经济主体为研究对象,检验异质性经济主体在不同家庭消费边际效用差异与企业规模报酬差异条件下对结构税收政策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低边际效用型家庭对结构税收政策无显著影响;高边际效用型家庭由于不对消费税率产生影响,故并不会显著影响结构税收政策;规模报酬不变型与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通过稳态幅度影响结构税收政策,即当规模报酬差异较大时,提高资本收入税率会大幅减少企业总产出,从而扩大社会总消费、总投资、总产出、总税收及通货膨胀的降幅。
   【关键词】 异质性; 经济主体; 边际效用差异; 规模报酬差异; 结构税收政策
  【中图分类号】 F810  【文獻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02-0064-07
   一、引言
   伴随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衰减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传统财政政策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日渐衰微,结构性税收失衡致使税收负担占GDP比重持续上升。为有效缓解税收失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提升供给体系效率质量,持续强化经济增长动力。2018年12月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各类社会经济体减税降费与结构税收相结合,以构建更加简洁、中性、公平的结构性减税制度。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体系,家庭消费边际效用差异及企业规模报酬差异,使得家庭与企业类经济主体存在显著异质性。就此,结构性减税政策持续深入到家庭和企业供给质量与供给体系中,并通过实施“微刺激”与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寻求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本文在异质性经济主体基础上,探讨不同家庭消费边际效用与企业规模报酬对结构税收的影响,期冀能够持续深入为结构税收政策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二、相关理论与文献研究
   (一)异质性经济主体
   现行经济主体通常包括家庭与企业,其经济行为对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作用。因此,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导致各主体对税收政策反应各不相同,而不同家庭与企业最本质差异就在于家庭消费边际效用和企业规模报酬[ 1 ]。故异质性经济主体可理解为边际效用存在差异的家庭和规模报酬存在差异的企业。国内外众多学者均针对异质性经济主体展开深入研究。
   在边际效用存在差异的家庭方面,Heathcote通过研究不完美市场条件下不同家庭对财政政策的感应发现,受借贷约束的低收入家庭(高边际效用家庭)对税率变化情况更敏感,高收入家庭(低边际效用家庭)则一定程度可以解释税率变化[ 2 ]。Lee发现不同水平家庭收入使家庭受价格粘性影响,从而扭曲家庭提供劳动力的意愿,导致不同家庭消费边际效用出现偏差[ 3 ]。李俭峰和李从敏运用CHNS微观调查与匹配双差法发现,家庭财富增长会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所以制定与推行财政政策需充分考虑低边际效用家庭的消费诉求[ 4 ]。
   在规模报酬存在差异的企业方面,钟海燕和刘青青[ 5 ]通过研究税收政策偏向发现,收入税高但税收无竞争优势时,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更受益于最佳税收政策,否则更受益于规模报酬不变型的低生产性企业。孙伟和刘翠翠[ 6 ]对比分析不同强度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动态效应的有效性时发现,不同报酬类型企业均敏感税收优惠的变化强度,其中小微企业对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更显著。汪利锬和谭云清[ 7 ]基于企业技术创新角度,发现财税补贴对企业价值影响呈倒“U”型,即财税补贴对企业的规模报酬影响价值先增加、后减少;并且企业规模报酬存在差异时,对比企业价值位于3/4与1/4分位处企业,财税补贴明显促进企业价值位于1/2分位处的企业。
   (二)结构性税收政策
   结构性税收政策自提出后,逐渐成为宏观税收政策的主流研究方向。针对结构性税收政策,大多学者研究集中在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经济效应两方面。就结构性内涵而言,贾康和程瑜[ 8 ]认为结构性减税是在降低纳税人实际税负基础上,结构性有增有减地进行税收调整。岳树民和刘方[ 9 ]认为结构性减税政策若基于优化与规范税制方面,税收要素制度会更加科学有效、功能合理。在此基础上,安体富[ 10 ]进行了细化,认为除优化原有减税政策外,结构性减税还应扩围增值税,削减微小企业税负、个人所得税、商品关税率与最高边际税率。
   在结构性减税经济效应方面:胡芳[ 11 ]通过研究得出,结构性减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显著高于支付扩张;经济持续下行背景下,财税政策会相应调整为结构性减税政策。李小奕[ 12 ]认为税收负担结构与结构性减税存在内在关联性,结构性减税具有调整各经济主体税收负担结构的功能。许生和张霞[ 13 ]则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针对各企业的必要结构性减税政策理应转向更加中性化的调节方式,且结构税收政策调控重点需落实到总体部署改革上,实现结构性税收与财税改革协调统一。针对家庭个人而言,结构性减税对低收入者更倾向于消费性支出。与永久性个税削减相比,临时性削减个税刺激效果较小;但如果就个人支出部分进行临时性个税削减,则存在较强的刺激效果[ 14 ]。
   通过上述相关理论与文献研究发现,针对异质性主体及结构性税收政策的研究,大多基于单一方面。一般而言,异质性经济主体包含家庭与企业两方面,但大部分学者仅分别探讨了异质性家庭与异质性企业对结构性税收政策的影响。并且,对结构性税收政策的影响分析,多数集中于结构性减税带来的经济效应方面,鲜有学者就家庭与企业双异质性经济主体对结构性税收政策的影响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对这一课题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以对相关领域的文献研究做出增量贡献,并为相关企业投资支出、家庭消费支出提供参考指导。
   三、研究假设
   现行经济背景下,不同家庭的经济行为会表现出较大差异,并鲜明体现于家庭消费边际效应差异方面。简言之,不同收入家庭,消费边际效用也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单位商品层面,低收入家庭的减税或转移支付存在更明显的经济效果。进一步可理解为低收入家庭边际效用高,高收入家庭边际效用低[ 15 ]。由此说明,消费边际效用的差异是家庭异质性的本质区别。
   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家庭消费的边际效用差异促使税收政策对家庭消费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因家庭消费边际效用差异,会针对不同类型家庭消费采用不同的消费税率,从而体现出消费税结构性特征。具体来说,这种结构性消费税政策分为消费税率降低与消费税率提高。結构性消费税率针对高边际效用型家庭下降时,低收入家庭消费成本会相应降低。出于追求最优家庭效用,高边际效用型家庭会提升自身最优消费水平,进而促使物价水平提升,增加了低边际效用型家庭(高收入家庭)消费成本[ 16 ]。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动机致使家庭消费需求降低,但此类消费税率变化并不会无限制增加或降低。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高边际效用型家庭最优消费水平负向影响结构性消费税率;
   H2:低边际效用型家庭最优消费水平正向影响结构性消费税率。
   就企业方面而言,异质性是其最基本形态特征。异质性本质在于规模报酬的差异,这种差异进一步影响资本收入税收效果。对异质性企业实行不同的资本收入税收政策时,涉及结构性税收政策[ 17 ]。面对相同单位的减免资本收入税,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会更大程度地增加产出。若资本收入税率降低,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资本投入力度也会相应缩减。此时,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受最优企业绩效驱使,会适当增加最优资本需求量。结构性资本收入税率降低后,其扩张影响由投资驱动实现,企业产出水平得以提升,相应总收入会增加。同样,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产出增加,亦会进一步增加总产出[ 18 ]。可见,企业最优资本需求量与结构性资本收入税呈负向影响关系。企业总资本收入税降低,会提升企业最优资本需求量;反之,企业总资本收入税提升,企业最优资本需求量会降低。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最优资本需求量负向影响结构性资本收入税;
   H4: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最优资本需求量负向影响结构性资本收入税。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设置结构性消费税与结构性资本收入税两个被解释变量。其中,结构性消费税征收对象为低边际效用型家庭与高边际效用型家庭。据此用?子c1t、?子c2t分别表示低边际效用型家庭与高边际效用型家庭的消费税率,c为实际消费,则实际总消费税为:
   同样,假定资本收入税征收对象包括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与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相加后可得总资本收入税,体现出资本收入税的结构性特征。设资本租金率为r,资本积累为k,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的资本收入税率为?子k1t,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的资本收入税率为?子k2t,则实际总资本收入税为:
   2.解释变量
  设置低边际效用型家庭消费、高边际效用型家庭消费为家庭异质性解释变量。其中,基于既定跨期预算约束条件,低边际效用家庭面临边际效应最大化问题,基于家庭投资、劳动供给、资本存量、消费选择,获取最大化效用期望的现值。
   设λ1t为低边际效用型家庭消费的边际效用,则:
   式(3)中h为消费习惯,σc为家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高边际效用型家庭面临效用最优化的实现问题,是基于既定预算约束条件,选择家庭持有债券量及最优消费水平。由此,设定高边际效用型家庭消费的边际效用为λ2t,?兹为效用差异参数,?兹∈[1,∞)。即:
   而企业用资本积累来作为解释变量,同样分为规模报酬不变型与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资本积累。就此,设定σk为资本折旧率,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对应投资为i1t。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的资本积累方程为:
   同理,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对应投资为i2t,则对应资本积累方程为:
   (二)模型构建
   1.总消费税线性化模型
   异质性家庭结构税收政策的推导,需各变量围绕稳态附近经模型实现线性化,设 t代表变量对数形式围绕稳态附近的偏离。由于消费税征税对象为低边际效用型家庭与高边际效用型家庭,则线性化总消费税方程为:
   其中,()分别表示稳态情况下低边际效用型家庭与高边际效用型家庭消费税对应占据总消费税比重。低边际效用型家庭消费对总消费税稳态偏离表示为1t,通过式(7),前期消费情况与消费预期都具有相关性。并且,结构消费税率、利息率、通货膨胀率均会对低边际效用型家庭消费产生影响。同理,高边际效用型家庭消费对总消费税稳态偏离表示为 2t,前期与预期消费情况存在相关性,且消费习惯、通胀率、边际效用差异参数?兹、债券利息也存在一定影响。而引入的?兹反映出高边际与低边际家庭消费的边际效用存在一定差异,凸显出结构性消费税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特征。
   2.总资本收入税线性化模型
   通过线性化处理稳态推导模型,可以对结构性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模拟。据此,变量对数对其稳态的偏离用 t=lnXt-lnX表示。由于企业资本收入税征税对象为规模报酬不变型与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则对方程进行线性化处理后可得:
  
   式(8)中 / Tk、(1-?兹kk1)分别表示稳态情况下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与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资本收入税对应占据总资本收入税比重。加总资本收入税过程中,资本收入税的结构性特征会得到显现。
   五、实证分析
   (一)参数估计与数据来源
   分析异质性家庭和企业对结构税收政策的影响效应,需要校准和估计模型求解时涉及的参数。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主要遵循的原则如下:其一,估计的参数值应当保证模型具有唯一的衡解;其二,结合现有主流研究文献与相关理论,获得参数的校准值;其三,若无法根据现有文献确定参数值,或者现有研究的结论差异较大,则根据我国相关的面板数据,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获得参数值。
   在不确定情形中,不同状态下消费者选择同一种商品消费,可看成消费者在不同商品间选择,权重由不同状态发生的概率决定。实际上等同于消费者做出跨期选择,决定一个无穷维的消费束,权重是不同状态的主观折现率。所以,用家庭消費跨期替代弹性,是消费者跨期选择中消费比例分配偏好的刻画。由此涉及消费者风险厌恶系数,即家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σc。参考梅冬州和龚六堂[ 19 ]的研究,发现风险厌恶程度σc在1~3之间,本文研究令其取值为2。
   企业的固定资产大部分为物质形态,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耗。但是,固定资产损耗价值并非被磨灭,而是逐渐转移到新产品中。为保障企业再生产正常进行,需要以货币形式提取和积累固定资本的转移价值,也就是资本折旧。一般而言,成本费用中单位资产价值的分摊程度由固定资产折旧额和固定资产原始价值之比来反映。本文资本折旧率σk主要借鉴张勇等[ 20 ]的研究理论,取值为2.5%。
   求解模型时,需要用到消费税率和资本收入税率数据。参考崔治文等[ 21 ]的研究,选取其测算方式:(1)消费税收/总消费=消费税率,其中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总消费,消费税、增值税、商品关税分摊消费税收;(2)资本收入税率=资本收入税/资本收入,其中资本收入税主要加总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增值税,以及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税种[ 22 ]。而资本收入=资本收入税+经营盈余-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经营盈余用GDP中的营业额表示。
   本文研究数据收集分为两个部分。关于企业数据,选取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原始数据样本,在删除数据不全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后,进一步进行下述处理:(1)剔除A+H股上市公司;(2)剔除PT、ST及*ST上市公司;(3)剔除金融类公司;(4)剔除中途退市及行业数量不足10的上市公司。由此得出1 862个最终观测样本。观测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与锐思数据库,并对连续性变量进行了1%水平上的Winsorize处理。下文中数据统计检验工具采用Stata14。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税收等面板季度数据源于Wind资讯数据库及每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税务统计年鉴》。依据消费价格指数(CPI),将变量名义值转变成实际值,然后利用Census12的方法进行季度的调整。而关于家庭数据,采用社区调研向家庭发放纸质问卷,发放1 000份问卷,回收980份,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968份,有效回收率为96.8%。同时,将实际变量进行HP滤波与对数处理,剔除波动部分,进而得出模型数据。
   (二)描述性统计
   模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其中,总消费税Tct均值为0.004,标准差为0.0010;总资本收入税Tkt均值为0.010,标准差为0.0500;低边际效用型家庭消费的边际效用λ1t均值为0.013,标准差为0.1000;高边际效用型家庭消费的边际效用λ2t均值为0.015,标准差为0.1000;规模报酬不变型与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的资本积累k1t+1和k2t+1均服从均值为0.500、标准差为0.1000的分布;边际效用差异参数?兹的均值为2.000,标准差为0.0500;家庭消费习惯h服从均值为0.500、标准差为0.1000的分布;家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σc和资本折旧率σk都服从均值为0.010、标准差为0.1000的分布。由此可得,各变量符合要求,可进行下一步研究。
   (三)多变量收敛性诊断检验
   完成模型参数估计与描述性统计后,要考察模型设置与参数估计是否合理。利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法,模拟多变量收敛性诊断检验法对上述总消费税线性化模型与总资本收入税线性化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若模型参数的一阶矩、二阶矩与三阶矩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加而收敛到相同水平,表明模型设定合理;反之,意味着模型设定不合理,并不能较好地解释现实经济情况[ 23 ]。
  图1中横轴表示MCMC模拟次数,纵轴表示规模简化因子。由图1检验结果得知,随着各变量收敛诊断模拟次数逐步增多,一阶矩、二阶矩与三阶矩的模型参数最后都会收敛到相同水平。虽然两条曲线走势并非完全重叠,但最终融合在一起。表明上述研究模型能够收敛,参数估计合理,可进行下一步分析。
   (四)结果分析
   借鉴Nimark[ 24 ]的分析方法,采用拟合能力分析方法,检验模型对各变量的拟合能力。由于设置结构性消费税与结构性资本收入税两个被解释变量,将各变量样本面板数据分别代入总消费税线性化模型与总资本收入税线性化模型,得到不同参数条件下结构性税收政策的拟合数值,再将各变量拟合数值与实际观测值进行比较。如果模型模拟出的总消费、总产出、政府债务、通货膨胀等指标结果的走向与实际观测值相类似,表明模型有较好的指标模拟能力,可以对现实经济情况进行解释。图2和图3展示了总消费税线性化模型观测值与实际观测值的情况,图4和图5展示了总资本收入税线性化模型观测值与实际观测值的情况。
   1.低边际效用家庭对结构性消费税收政策影响效应
   异质性家庭本质区别在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差异,而该差异也进一步影响着结构性消费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边际效用差异参数条件不同情况下,低边际效用家庭对结构性消费税收政策影响的效应如图2所示。   从图2中看出,低边际效用家庭当面临消费税率提高后,自身消费没有明显变化。与边际效用差异参数基准值相比,当边际效应差异参数为4时,通货膨胀、总税收偏离稳态的幅度差异不大。说明税率提高后,低边际效用型家庭不会影响到通货膨胀、政府债务、总劳动及总消费税的变化情况,边际效用差异变化并不会涉及低边际效用家庭,所以对总税收和政府债务没有明显影响。
   2.高边际效用家庭对结构性消费税收政策影响效应
   高边际效用家庭在不同边际效用差异参数条件下,对结构性消费税收政策的影响效应如图3所示。
  从图3中看出,边际效用差异参数为4时,高边际效用型家庭的总消费值较参数基准值下降幅度大,而总产出、总投资更会大幅度降低。这表明,消费税率提高,高边际效用家庭消费会较大幅度向负向稳态偏离,并进一步使总消费也较大幅度向负向稳态偏离。可见,消费税率提高情况下,边际效用对高边际效用型家庭作用更高,其总消费水平下降幅度会更大。这样的下降幅度通常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总消费下降促使总需求减少,进一步降低物价水平,由此加大通货膨胀的负向偏离稳态幅度;二是随着总消费下降幅度更大,总产出的负向偏离稳态水平幅度会加大。表明总产出下降幅度增大,总劳动、总投资和政府债务的降幅也会增加。但是,由于边际效用差异不会影响到消费税率,总消费税不会产生显著变化。
   总之,不管是低边际效用家庭,还是高边际效用家庭,都不会明显影响总税收情况。说明结构性消费税收政策受边际效用差异影响是稳健的。
   3.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对结构性资本收入税收政策影响效应
   结构性资本收入税收政策受企业规模报酬差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提高资本收入税率会使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较规模报酬不变型企業的宏观经济收缩幅度更大。提高企业的资本收入税率情况下,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在规模报酬差异参数条件下,对结构性资本收入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影响如图4所示。
  根据图4可见,提高资本收入税率情况下,规模报酬差异参数为4时,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产出相较参数基准值负向偏离稳态幅度更大。当企业的总产出下降幅度变大,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总收入下降幅度变大,会加大总消费下降幅度,即提高总消费的负向偏离稳态水平;另一方面,总产出下降表明劳动和投资的下降,因此总投资和总产出就会提高负向偏离稳态水平。这种情况意味着,社会整体的规模报酬作用变大,会扩大政府债务和总税收偏离稳态水平的幅度。
   4.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对结构性资本收入税收政策影响效应
   不同规模报酬差异参数条件下,对应资本收入税率提高后,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对结构性资本收入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见图5。
  由图5可以看出,规模报酬差异参数为4时,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产出较规模报酬差异参数基准值的负向偏离稳态幅度大。当企业的总产出下降幅度变大,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总收入下降幅度变大,导致总消费下降的幅度加大,物价下降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总产出下降表明投资需求下降,因此总投资就会提高负向偏离稳态水平。这种情况意味着社会整体规模报酬作用较大时,会加大总税收与政府债务偏离稳态水平的幅度。
   总之,企业资本收入税率提升情况下,更高的规模报酬差异会使规模报酬不变型和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产出大幅度下降,从而表明规模报酬效用差异对结构性资本收入税收政策的影响效果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建议
   综上,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异质性经济主体以异质性家庭与异质性企业为主。本文通过相关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其一,低边际效用型家庭由于不涉及边际效用差异变化,对结构性总税收与政府债务并没有显著影响作用;其二,高边际效用型家庭的边际效用差异对消费税率不产生影响作用,使得总结构性消费税不会存在明显变化;其三,规模报酬差异较大时,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与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在提高资本收入税率下,企业产出大幅度下降,进一步会扩大社会总产出、总消费、通货膨胀、总投资、总税收的降幅。
   结合研究结论,就经济增长不同时期的结构性税收政策,提出以下调整建议:第一,合理引导减税预期与增强减税政策协调。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结构税收政策重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就业率。此时,对于结构性减税政策,异质性经济主体应适时加强预期水平,以促进总消费、总就业、总投资、总产出受结构性减税预期的扩张作用。同时,进一步搭配政府支出,弱盯住通货膨胀而调整与结构性减税协调相配合的政策,才会更有效发挥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二,根据经济形势调整对应劳动收入税率。劳动收入税收政策的实施目标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当经济形势处于中速增长时,政府可通过提高对应劳动收入税率,达到稳定物价、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效用突出,当劳动收入税率提高,会自发减少消费行为,从而使得物价平稳回落。第三,适度提高增税预期与促进增税政策协调。在经济高速增长且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压力时期,促进增税政策协调,需要政府支出,弱盯住通货膨胀而调整与结构性增税协调配合,强盯住通货膨胀而调整与结构性增税协调配合,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率,进而控制总产出、总消费、总投资、总就业下降幅度,促进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1] 杨宝臣,张涵.技术分析、主体异质性与资产定价[J].管理科学学报,2017,20(6):101-110.
  [2] JONATHAN H.Fiscal policy with heterogeneous agents and incomplete market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5,72(1):161-188.
  [3] LEE J W. Aggregate implications of heterogeneous households in a sticky-price model[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12,44(1):1-22.   [4] 李俭峰,李从敏.居民消费异质性与财政政策效力评估:以“家电下乡”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16(10):59-67.
  [5] 钟海燕,刘青青.企业避税、债务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J].会计之友,2017(11):94-97.
  [6] 孙伟,刘翠翠.所得税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J].财会月刊,2016(3):59-62.
  [7] 汪利锬,谭云清.财政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6(4):68-80.
  [8] 贾康,程瑜.论“十二五”时期的税制改革:兼谈对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的认识[J].税务研究,2011(1):3-8.
  [9] 岳树民,刘方.新形势下的结构性减税与税制改革[J].税务研究,2011(1):28-32.
  [10] 安体富.论结构性减税的几个问题[J].税务研究,2012(5):3-6.
  [11] 胡芳.我國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其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分析[J].会计之友,2019(5):65-69.
  [12] 李小奕.税收征管、法律环境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J].会计之友,2018(24):138-142.
  [13] 许生,张霞.建立与税制改革相适应的税收调控政策机制:对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评价、反思与建议[J].财政研究,2016(9):11-18.
  [14] 朱青.对我国结构性减税问题的思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11):5-10.
  [15] 杨云.异质性经济主体条件下结构性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D].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16] 李俊英,苏建.经济结构调整视角下的结构性减税政策[J].税务研究,2013(2):22-25.
  [17] 李薇,陈艺萍.基于现金流的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研究[J].会计之友,2017(12):25-30.
  [18] 唐媚媚.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盈利能力相关性研究:基于我国机械设备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之友,2017(14):29-34.
  [19] 梅冬州,龚六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J].经济研究,2011(11):73-88.
  [20] 张勇,李政军,龚六堂.利率双轨制、金融改革与最优货币政策[J].经济研究,2014(10):19-32.
  [21] 崔治文,王蓓,管芹芹.我国有效税率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方经济,2011(2):16-27.
  [22] 许文立,郭柃沂,许坤.税费政策调整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消费者异质性的新凯恩斯模型[J].税务研究,2017(6):68-74.
  [23] 平新乔,黄昕,安然.“营改增”前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和税负差异[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2):77-84.
  [24] NIMARK K P.A structural model of Australia as a small open economy[J].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2009,42(1):24-41.
转载注明来源:/3/view-15130542.htm

服务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