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基、现实价值及路径选择

作者:未知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为我们解决新时代民族问题、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有益启迪。以“共同体”的相关阐述为视角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基,能够进一步认识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理论基质,更好地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现实的巨大实践价值,创新了以发展共享构建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责任共担建设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情感共鸣创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建铸造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智慧新方案,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体;民族文化;民族交往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0)03-005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滇黔桂少数民族聚居区民间道德教化与法治文明耦合研究”(17XKS012);贵州省教育厅硕博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2018SSD21)。
  作者简介:卢成观(1990-),男,南宁人,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右江民族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文勇(1996-),男,广西崇左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作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在其价值与路径研究上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根基何为”问题上研究较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我国传统文化及我党对共同体的相关论述为基,深层次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现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价值,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廓清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迷雾,以便更好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基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重要论断的提出,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万里江河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只有充分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源,才能为解决新时代我国民族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视角,科学地考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他在批判继承形形色色的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在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阐发了对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思考与理解,形成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将人类社会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以及“真正的共同体”。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原始阶段。原始社会早期,人类逐渐意识到单个人是无法在当时群兽出没、弱肉强食的原始自然环境获得生存的,唯有通过“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2],即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族群习惯而走向联合、组成部落、形成共同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意味着人类开始有了对抗自然、获取生存资料的资本,意味着人类摆脱自然界对人的本质的束缚有了初步觉醒,意味着人类在“由猿向人”的历史跨越中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类社会更好地转型与发展,而是为了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这就决定了它的历史宿命只能被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所取代。
  “虚幻的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异化”阶段。首先,马克思认为,人们实现宗教解放后组成的政治国家本应使人得到进一步解放,但一方面“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3]30,另一方面“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万物”[3]30,人始终处于两种对立的生活之中。其次,马克思在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时,也揭示了“虚幻的共同体”下的“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共同体同物的世界的关系”[3]183,而不是共同体与人的世界的关系。最后,马克思认为,分工的存在使“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者之间发生矛盾,就必然导致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无止境地斗争,于是“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164。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联合体,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4]199虽然“虚幻的共同体”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迈入工业文明,但是“虚幻的共同体”始终是一个“异化”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必将会被人民所抛弃、历史所淘汰。
  “真正的共同體”,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最高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422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4]199他又强调,“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4]199这就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的共同体”才是人类社会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鲜明的人类社会价值指向。此外,马克思还对如何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作了科学的猜想,比如“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4]170,还比如“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4]185,再比如“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5],等等。这些精彩的论述勾画出了“真正的共同体”的美好蓝图,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理基础。“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建构在族群关系与习惯基础之上的,其出发点在于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坚持民族历史与文化传承,聚焦“现实的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虚幻的共同体”暴露出虚幻民主自由、虚伪利益,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解决发展共享的难题;“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那么就要以促进各族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列宁的共同体理论
  在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在领导世界殖民、半殖民地人民进行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斗争中,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形成了列宁的共同体理论。
  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以科学的唯物史观对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后的人类社会共同体走向展开了美好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之前,世界联邦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6]367他还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6]367。由此可知,资本主义国家并非人类所追求的共同体的最终形式,人类社会价值指向的共同体的缔造者只能是无产阶级。列宁还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进一步丰富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关于人类社会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在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什么”的问题上,列宁认为,“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6]161随后,在世界资产阶级国家联合起来绞杀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危难关头,列宁要求各殖民地人民与各压迫民族团结起来保护苏维埃政权,因为“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7]162,即只有无产阶级组成的共产国际这种共同体才能真正战胜资本主义、消灭民族压迫与民族的不平等。最后,列宁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战胜资本主义国家后如何实现“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提出了构想,他根据苏联与各苏维埃国家在实践中所展现出的联邦制的优越性,认为“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7]162。
  列宁的共同体理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理论借鉴。列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深刻批判了“欧洲联邦”共同体,畅想以“联邦制”实现各民族“联合并共享自由”。这就是说,只有坚持人民立场,保障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维系好各族人民的情感纽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筑牢。在特定时期,列宁强调要以共同目标促进世界无产者联合,要以苏维埃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心,这就启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伟大梦想为载体,要以国家统一为前提,争取各族人民自觉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
  (三)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共同体思想
  在五千多年壮丽的华夏文明史诗中,形成了以历史道德传承、多样文化与多元思想以及各种精神观念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广大劳动人民心声的理想社会憧憬,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体思想。
  儒道两家集中表达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之心。先秦诸子百家时期,儒家的“大同”社会思想早已萌生,在《礼记·礼运篇》中系统描绘了这一美好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是谓大同。”[7]“大同”社会作为儒家尊崇的人类社会最高形态,倡导“国家治理论”,选贤举能;倡导“公民道德品质论”,讲信修睦;倡导“和谐社会论”,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倡导“劳动论”,男有分、女有归。与儒家不同,道家主张“小国寡民”式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8]虽然老子的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剥削与压迫、人民安居乐业的类似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但这一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却幻想历史前进的巨轮倒退回野蛮的原始社会,这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国古代的诗歌散文也抒发了劳动人民向往美好社会之情。例如《硕鼠》一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9],以“硕鼠”比喻剥削阶级,强烈地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向往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美好社会。再如《王风·兔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10],道出了劳苦人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的理想社会“净土”的向往。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化认同关系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性质。”[11]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文化支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扎根生长的丰厚文化土壤。戏剧、地域文化、衣冠服饰、神话传说等中国传统文化都蕴含着宝贵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充分表明对“真正的共同体”的追求早已融入在各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是各民族历经千秋万代传承的民族记忆,“使中国各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并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12]因此,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爱国情怀与道德品质,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民族文化,以共同文化基因与民族历史记忆为精神养料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义。
  (四)中国共产党的共同体理论
  回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我们党在不同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提出的一系列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彰显党的初心与使命的共同体理论。
  大革命时期,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理论修养不够,到处“碰鼻子”,我们党逐步意识到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3]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党的共同体理论的最初尝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农民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不仅建立了“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14],还进一步密切了工人与农民的联合。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早期发布《八一宣言》表示,对各党派、各全体、国外侨胞,“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5]522。1935年12月,我党又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14]522毛泽东也强调:“目前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16]解放战争时期,“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17],于是党领导建立起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又强调“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8],这一思想极大地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即“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19] ;1981年6月,党再将新时期统一战线命名为“爱国统一战线”,并强调:“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20]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以深邃的眼光、非凡的政治智慧回答了“世界怎么了”“世界怎么办”的问题,贡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历经岁月洗礼与实践淬炼,党的共同体理论是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富实践经验的。党带领各族人民搞革命、抓建设、促改革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披荆斩棘、昂首阔步的力量之源在于党的核心领导力量与各民族人民的主体作用,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验借鉴之处。党提出的一系列统一战线思想,是党的初心与使命的生动诠释,使得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波澜壮阔的党史与国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黏合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共谋伟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凝心聚力共圆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间的团结,有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发展。
  (一)凝心聚力共圆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1]4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价值首要体现在能够为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各民族“心往一处想”,共同逐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不是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的梦,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也不是什么其它民族的梦,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梦,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直接享有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强大的“精神磁场”,能够将各民族、各团体党派、各个阶层人民自觉地“吸附”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为实现“中国梦”共同努力;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可以发挥强大的导向作用,在规避各种“大国梦”“地方梦”等对“中国梦”的错误解读的思潮中把准中国梦的前进方向,使各民族人民始终保持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进而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国家的各项建设之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各民族“力往一处使”,共同圆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不是喊喊口号、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每个民族、每个人在实现伟大梦想的征程中也绝不是“中国梦”的过路人或看客,我们都是新时代追梦人。“道虽逊,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进一步强化各民族人民的主体地位与主人翁精神,从而在关乎国家发展与民生福祉的“大事”“小事”上积极地建言献策,在“脱贫攻坚战”“环境保卫战”“科技创新战”等重大战略中积极行动起来、敢为人先,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踏实肯干,为“中国梦”汇聚起四面八方的磅礴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友好发展,将各民族人民的力量汇集起来,助力解决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吃喝住穿、教育医疗和公平正义等问题,缩小民族地区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二)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自觉认同与对中华民族心理归属的思想观念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价值突出表现在能够有力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与各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回顾历史,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大一统进程,“合必分,分必合”,任凭朝代不断更迭,中国始终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河破碎的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开始由自在独处走向自发联合,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同胞同仇敌忾、共抵外侮、救亡图存。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不仅保障了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提高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还愈发地增强了少数民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推动了各民族关系的友好发展,彰显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强大制度优势。当今时代,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与国家分裂势力长期存在,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利用我国民族关系挑起事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任重而道远”,迫切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基固本”。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正是基于无数中华儿女始终“标榜”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正是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熔铸在中华儿女们的血脉之中,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伟大精神动力,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各族人民而言是“打不掉、抹不去”的。概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地统合了社会成员的民族‘自觉意识’和个体‘实践意识’,并最终升华为国家治理理念的‘理论意识’,表征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自觉”[22],能够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警惕“颜色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20世纪末,在中亚以及东欧的独联体国家爆发了鼓吹所谓“民主”“自由”等西方“普世价值”,以和平与非暴力手段实现政权更迭为基本特征的“颜色革命”,这实质上是美国一手推动以满足其颠覆他国政权、维护霸主地位“野心”的政治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由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不断迈进,“树大招风”效应明显。2019年6月,以“反修条例”为导火索,香港发生暴乱。但在乱港事件中,香港人民自发举行“救港行动”,大陆人民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热切关心香港问题、自觉发起“我是国旗护旗手”“支持香港警察”等爱国主义活动,展现出了强大的爱国与民族团结精神。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今后防范抵御“颜色革命”、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锐利思想武器。
  (三)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发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海纳百川,不断汲取优秀文化养分,实现了“百花齐放”、姹紫嫣红、芳香四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价值还显现在能够有力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发展方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定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增进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推动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在历史上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及政治活动过程中创造的,以建筑、服飾、生产工具、语言、文字、节日为表现形式的代表着本民族特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民族文化就是各民族的精神血脉与民族灵魂,各民族同胞对本民族文化有着天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表达,更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凝合。它不仅强调各民族要对自身文化认同,也强调民族同胞之间要尊重、认同多元民族文化。基于多元的民族文化认同会使民族同胞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同时也编织了民族文化交流网,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化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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