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华诞 乐韵飞扬

作者:未知

  施咏康家书房的东、北壁是两个摆满了各类总谱、书籍的落地大书橱,西壁放了钢琴和他的书桌,一台电脑不够用另一台就直接放在了屋中央。蜘蛛网般的各种连线、大大小小的各类附加设备使得不足十二平米的书房略显凌乱。
  施咏康晚年迷上了电脑,从早期的286到现今盛行的双核CPU,各种类型的电脑自己拆了装,装了又拆;于是乎用电脑整理、扫描各类资料,拍摄、编辑、制作各类音乐会光碟……忙得不亦乐乎。一晚忽给我来电大叫:“我发财了!”——原来找到了几个免费下载乐谱的网站,要用QQ传给我。我放下电话心里嘀咕:“这老顽童,九十了还玩QQ……”
  施咏康祖籍浙江宁波,1929年生人。自小父母双亡,八岁即流浪街头;十岁被赵朴初收入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
  (期间曾五次出逃),开始学习文化并喜爱音乐;抗战胜利后十七岁转入陶行知创办的上海“育才学校”音乐组,1949年秋,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贺绿汀、丁善德,时年二十岁。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
  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初、中等教育完成于旧时代,高等教育完成于新时代,正处在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大变动中。特殊的时代经历,使他们充满了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因此特别刻苦努力,任劳任怨。而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专业基本功的扎实根基,更使得这一代知识分子具备了承上启下的能力。中国的近现代音乐理论专业教育,自萧友梅创立上海国立音专起,经贺绿汀、丁善德、江定仙等人的进一步开拓,到桑桐、施咏康、吴祖强、陈铭志等担负主要教学工作,教学理论体系基本上完成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过程并影响至今。
  乐由心生
  谈到施咏康的音乐创作,不可避免地要提及他的毕业作品——交响诗《黄鹤的故事》。这部被誉为“中国交响乐第一只春燕”的管弦乐作品,其诞生过程颇具戏剧性。
  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尚不具备为作曲系学生的大型作品视奏的条件,《黄鹤的故事》虽然很优秀,同样只能够停留在谱面上。于是1955届毕业生施咏康也就顺其自然地准备服从分配到武汉任教。但一件偶尔的事情改变了他的命运——《黄鹤的故事》被途径上海的苏联专家阿拉波夫看中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不是学生的作品,是作曲家!
  专家的评价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文化局立即组织历史悠久的专业乐团——上海交响乐团进行视奏,很快就在上海人民大舞台的音乐会上首演并大获成功。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各种荣誉接踵而至:施咏康被留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并送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进行重点培养;《黄鹤的故事》不断被国内外乐团上演并出版唱片和总谱、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并获肖斯塔科维奇颁发铜奖……
  我有一次好奇地问施先生:假如没有阿拉波夫的慧眼识总谱,您的经历是否会彻底改写?施咏康诡谲地一笑说:“天晓得。”
  事实上,对施咏康来说,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中包含着许多必然的因素:宁波家乡的江南水乡美景、民俗情调留给他深深的童年记忆;上海街头的流浪生涯让他体验到了人间的人情冷暖;孤儿院中的五进五出增添了他的传奇色彩,更感受到了老师们深深的爱;社会的巨大动荡变迁锻炼了他的适应能力。他走进了中国最高音乐学术殿堂,成为音乐学院里最用功的学生,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古今中外的一切艺术精华养料——从嵇康到贝多芬,从阿炳到斯特拉文斯基;建国初期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提倡贴近生活的文艺方向又使得他能够毫无顾忌地充分运用各类素材和现代技巧。更重要的是:对于交响乐创作基本为空白的新中国来说,此时正在用满腔的热情期盼着交响乐春燕们的到来,而深具使命感的这一代音乐家们也在用巨大的努力回应着祖国母亲的呼唤。
  由此,可以断言,即便没有阿拉波夫的机遇,《黄鹤的故事》也将在紧接下来50年代的交响乐春天里脱颖而出。而这部交响诗吸引阿拉波夫的地方,相信并非仅仅是一个对俄国人来说相当生涩的有关黄鹤的传说,反倒是作品中那充满民族韵味的旋律、精致细腻的配器和神奇的东方色彩。无怪乎指挥家黄贻均指挥完这首交响诗后,便将其视为中国交响乐里程碑式的作品。从此,施咏康的音乐创作一发不可收拾:第一交响乐《东方的曙光》、圆号协奏曲《纪念》、小提琴与乐队《幻想叙事曲》、大提琴与乐队《回忆》以及许多室内乐、独奏曲、电影配乐和为社会创作的各种类型音乐,等等。
  今天的莘莘学子们能否从这个小小的插曲中悟到:当机遇来临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
  如何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如何运用各种现代技法,一直是藝术创作上争论不休的焦点。施咏康始终认为:创作的方法、手段都是为创作的目的服务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坚持所谓“拿来主义”,即在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原则下,对一切现代技法都要认真了解,视情况拿来为我所用。
  1958年,由上海音协、上海文化局组织的“为国庆十周年献礼”音乐创作活动拉开了序幕,准备以中国革命史为题材创作一系列的交响乐作品。有关方面为此次活动组织了强有力的创作班子——既有老一辈的作曲家丁善德、王云阶和黄贻均,又有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施咏康、黎英海和刘庄等人,并组织他们进行了大量的采风活动。这次创作为中国交响乐留下了一批堪称精品级的交响乐作品,如丁善德的《长征》、王云阶的《抗日战争》和施咏康的《东方曙光》。作为班子中最年轻的作曲家,时年29岁的施咏康被赋予了创作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影响的“党的诞生”这一题材的任务,深感责任重大。作曲家们都怀着对党和人民的高度热爱及严肃认真的专业态度,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他们再上井冈山,重走长征路,在历史的长河里与英雄的足迹中寻找着创作源泉的点点滴滴。
  《东方曙光》以传统的交响乐手法创作,由“曙光、武装起义、悼念、井冈山”四个乐章组成,描写了从党的诞生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工农武装上井冈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作品首演于1960年第一届“上海之春”并出版唱片发行。虽说这是一部以政治题材为背景而创作的作品,但仔细聆听之下,笔者更多被其描绘的音乐所感动,体会到作曲家心中情感的起伏——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爱恨情仇。相信即使不了解这一段中国历史的人甚至外国人听了这部作品都会有同感。也许这就是音乐独有的魅力——超越时空的魅力。   不过,引起笔者更大兴趣的是:另一部与《东方曙光》同时期创作的作品——圆号协奏曲《纪念》,竟然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创作手法。《纪念》可说是《东方曙光》的衍生作品。完成《东方曙光》的创作后,施咏康意犹未尽:井冈山上、纪念塔前的一幕幕情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年代的一桩桩往事;投笔从戎、奋战沙场的一位位英雄;凡此种种,仍在日日夜夜激荡着他的心胸,鞭策着他的灵魂。而创作过程中留下的种种遗憾和强烈的责任心,又让他无法抑制汹涌澎湃的灵感冲动。欲罢不能的创作欲望加上圆号演奏家韩铣光的一次次邀请,促使他再次拿起笔,继续在五线间构筑他的音乐冥想。于是,仅用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
  《纪念》便创作完成。
  也许是摆脱了命题作文的束缚,也许是模糊了标题音乐的限制,这部在同样背景下、同样内容中创作的《纪念》表现出与《东方曙光》完全不同的音乐意境:结构自由、和声超前、调性复杂……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作曲家心中的未尽之意、未了之情。作品由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指挥首演于1962年第三届“上海之春”并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一种认为《纪念》完全背离了《黄鹤的故事》的创作原则,属离经叛道之作;另一种认为作曲家开拓了更宽广的创作道路,音乐表现了更为复杂的情感,具有更深邃的意境。“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事实上,经过了多年的时间考验,作为中国交响乐作品中迄今唯一一部不可多得的圆号协奏曲,《纪念》早已为人们所接受、喜爱并成为圆号演奏家们经常上演的保留曲目。
  “音乐最终还是要让人感动”——这是施咏康常挂在嘴边的话。正是这种对生活、生命的热爱和对专业的执着,成就了他在创作上的丰硕成果,奠定了他在乐坛上的地位。
  开拓管弦
  如果说《黄鹤的故事》的诞生还具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作为一代配器大师,施咏康在配器艺术上的造诣和管弦乐法教学方面的建树,则完完全全是一条从自然王国到必然王国的道路。
  中国的现代音乐理论教育,最早引入的西方音乐理论是乐理、和声、曲式,而管弦乐法直到解放后仍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教材。笔者手头有一份1965年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工作总结报告。报告以表格加文字的形式直观详细地反映了解放后“上音”管弦乐法的教学概况。有几段文字颇具说服力,摘录如下:
  “解放14年来,管弦乐法课程经历了一个由教学不稳定、不正常到逐步稳定、正常(表现在学习年限的安排、师资、教材等方面),然后在本课程中逐步进行民族化的探索的过程。
  “57年以前……师资缺乏,无专任教师。由于缺少教师,有一年不得不将该课改为自修……”
  经核实表格,上述改为自修的一年为1953-1954年,正好是施咏康学配器的年份。据他回忆,当时由于缺少教师和教材,同学们都发扬互帮互助的精神分工研究各种乐器,在自修课上互相交流学习乐器法、配器法的体会,分析总谱的心得。
  1955年,刚毕业的施咏康被选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参加苏联专家班学习(以曲式与配器为主要内容),专家班的学员荟萃了全国作曲界的精英,但有幸成为正式学员的仅有5人,施咏康是其中之一。一年的专家班结束后,施咏康回校即担任曲式学专业课教学,接着作为丁善德的助手在“上音”作曲系开始了配器教学。1963年以助教的身份参加文化部艺术教育局在北京香山召开的“香山教材会议”,被指定为管弦乐法编写教材。
  1965年“上音”作曲系的报告中继续写道:
  “57年后,由丁先生担任讲授并由施咏康先生辅导(改题)期间,配器法在整个课程中的比重加大……自58年以后到现在,该课主要由施咏康先生专任。在教材的建设方面,民族化的探索方面,都进行了较多的工作,使教学逐步稳定了下来。”
  施咏康在“上音”的教学过程中逐步编写了一套教材,《管弦乐队乐器法》《管弦乐队配器法》均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被许多音乐院校采用为配器课教材。为了这套教材的编写,施咏康几乎听遍了当年上音图书馆的所有唱片,研读了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总谱(笔者曾在他家的大书橱中翻阅,几乎每部总谱中都夹有详细的分析报告)。因此,这套教材是在对大量近现代管弦乐作品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以及在实践中对西洋乐器透彻的研究上建立起来的。尤其可贵的是:他从作曲家的角度对管弦乐手法的各种运用及乐器特点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讲解。其中关于乐队运用的部份最为精彩。
  从事作曲专业的人都很清楚,配器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活。要具备扎实的作曲基本功,实际上就是高级作曲——以管弦乐思维进行创作。施咏康之所以能够在配器艺术上取得如此成就,除了上述学习上的机遇外,更与他的经历有关。
  接触过施咏康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心灵手巧的人。笔者在随施先生学習的五年中,曾多次被他各种生活技巧弄得目瞪口呆:一本破旧谱子经他手装订后,会像新的出版物一样让你爱不释手;几样简单的小菜,经他烹饪调制后,竟然格外美味可口;裁布料不用剪刀,眼一眯,双手一扯——分毫不差;如今迷上电脑了,又成了数码迷,不断地挖掘各种玩家小技巧……这一切,无不得益于他早年在孤儿院半天文化课半天劳动课(裁缝、编织、手工、烹饪等)的经历。
  配器教学最忌讳的是纸上谈兵,脱离实际从理论到理论,但这在音乐院校往往又是难以避免的缺憾。施咏康少年时在上海育才学校音乐组曾随谭抒真、杨秉孙等学习过小提琴,对弦乐这类管弦乐队的基础声部乐器有了切身的了解。“文革”期间,施咏康幸运地没有中断音乐创作,而是在上海歌剧院担任了近十年的专职作曲,包揽了全部歌剧配器。在与管弦乐队的紧密接触中,作品不断地创作修改演出,从而积累了大量的乐队实践经验。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实践机会更是音乐院校所有理论教师梦寐以求的。
  在施咏康的管弦乐创作与教学中,由于对音乐深刻的理解力,使他总能够找到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创作亮点,同时缜密的心思又使他善于对作品做细微周到的处理。他经常为了一个和弦的不同配置,一种织体的不同设计反复比较,再三斟酌。这种于风雷处纵横开阖,于无声处精雕细凿的大家风范固然难能可贵,却也反映出施咏康的性格特点: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多年前,作曲家杨立青应邀来星海讲学时曾谈起施先生,对他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逻辑思维佩服不已,一再强调要好好学习施先生的思维方式。超强的动手能力,使他在配器艺术上充满了想象力,如鱼得水;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的管弦乐技巧得心应手,炉火纯青;而科学严谨的学术风格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更使他的配器教学体系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历久弥坚。   “配器是给音乐穿上一件美丽的衣服,但一定要恰到好处”,施咏康如是说。好一个“恰”字,怎生了得!经历了几多磨难,几多积累,方能悟到个中真味?
  实干兴校
  1983年,54岁的施咏康从上海音乐学院调到广州,担任广州音乐学院(后改名为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主管全面教学工作。岗位变了,但他的专业精神和秉性依然如故。
  作为教育家,施咏康无疑也是成功的。在他门下走出了许多后来在中国乐坛叱咤风云的人物:杨立青、赵晓生、何占豪、王酩、许舒亚、张千一等等。先生在学术上的特点是既科学严谨又灵活机智,创作、教学上既目标明确又手段丰富,思维方式上既逻辑清晰简明又善于举一反三。他反对用复杂冗长的语言文字去阐述一个简单的观点,推崇用精炼明确的方法论述自己的学术理念。最后,万变不离其宗,他认为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本功——也就是他常说的“手头功夫”之上。这种高效实用的思维、行为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们。
  走上领导岗位后,施咏康很自然地将自己的理念运用于教学管理。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广州一星海音乐学院,在国家改革开放举步维艰、摸着石头过河的大环境下,办学的条件、规模都受到相当的限制。学院1981年才刚刚从大专升为本科,全院学生加起来还比不上今天的一个系,连个像样的音乐厅都没有。虽说是华南地区唯一的一所专业音乐院校,但当初学院在国内音乐界的地位乃至在广东的分量均不能与它所在一个改革开放大省的身份相符合。
  在施咏康心目中,音乐是世界性的语言,音乐学院虽小,其国际交流、影响的作用却大。站在学院发展的战略高度,他提出一定要“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走出校门,走出广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于是,新班子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师生们踊跃参加国内外各种比赛、放宽人才流动的各种限制、力争省内外各类音乐活动的主办权和话语权等等;请进来:在经费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利用星海音乐学院良好的地理位置(当时许多专家都是通过广州进入内地),采取过境截留——即先生所说的所谓“邀请过路专家”——的办法为星海开讲座、带学生。一时间,星海校园名家荟萃,学风大开。
  强调扎实的基本功是施咏康长期一贯的理念。他要求向国际国内一流的专业院校看齐,对各专业课、专业基础课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首先从作曲系抓起。当时作曲系由于隔年招生,专业教学的连续性受到限制和影响,很难形成特色与强势。施咏康到任后即要求扩大规模,改隔年招生为连续招生,课程的数量、质量均按高标准、严要求。记得当年作曲系学生的和声、复调课习题每周都在数十题以上,配器课每周都要完成一首完整的近现代作品的管弦乐写作,曲式课分析量之大、讨论之热烈令学生们受益匪浅。施咏康对自己带的作曲专业学生,更是从作品的数量、质量和思维逻辑各方面给予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院领导经常临时突击检查,旁听各类专业课,及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同时鼓励学生们走向社会,参与实践。除了在校园内加强与各表演专业系的合作,频繁举办各类音乐会外,更要求他们与专业乐团合作,面向社会公演作品音乐会,取得了极为强烈的反响。作曲系积极活跃的现象和良好的学风,带动了全院各系、各专业间的协作,成为了星海音乐学院名副其实的龙头系。正如原作曲系主任、前院長刘春荣教授所言:施先生对作曲系的建设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没有一支高水平、高质量、梯次健全的师资队伍,优质的音乐专业教育是无从谈起的。施咏康除了身体力行,亲自教授作曲和管弦乐法外,还要求所有院系领导都站在教学第一线,不脱离教学实践,如此除了加强教学力量外,更能够及时地掌握教学动态。与此同时,想方设法从外单位调入大量的专家和优秀人才,如作曲家廖胜京(当年苏联专家班的5位正式学员之一)调入星海任作曲系主任,杨儒怀先生的得意第子——才华横溢的孙谊调入星海任曲式专业教师等等。施咏康经常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广泛人脉,大力推荐有才华的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种重要的音乐活动。学院还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师提供各种进修的机会,对不同年龄段的教师设定了不同的要求,鼓励他们参加各类音乐会和学术讲座。种种措施的提出和实行,使得教师队伍的建设渐入佳境。良禽择木而栖,这种求贤若渴、海纳百川的心态,重视人才、善用人才的做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星海大家庭。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大量的新思潮开始涌入,这对经历了十年动乱和长期隔绝的中国,的确引起了思想上理论上一定程度的混乱,音乐界也不例外。当时各系,各专业都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改革方案:有对新理论、新技术的探讨,有对传统文化的挑战,甚至包括对教育理念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施咏康纳于言而敏于行的个性,他对教学改革中出现的各种争论、观点,多采用少说多做、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的方式进行处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各级人员的积极性和保证了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对于今天看来很可笑的“红与专”的争论,他更是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保护学生不受伤害,使他们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1990年笔者毕业前夕,正带病紧张筹备于广州友谊剧院举办个人毕业作品音乐会之际,接到了要去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的通知,音乐会面临夭折。施先生得知后,通过努力做工作,使此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既不影响学院的正常工作,又使这场与专业交响乐团合作的、创国内音乐学院首例面向社会公演的个人毕业作品音乐会得以顺利上演,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热烈反响。如今时间虽已过去近三十年,笔者每念及此事仍抑制不住激动唏嘘,胸臆问充满感恩之情!
  “事情总归会有办法的”,行笔至此,先生当年那慈祥、睿智的笑容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就是施咏康——一位充满了智慧、爱心的音乐家,一个心态平和、永远乐观的智者。一只不计得失、厚德载物的黄鹤。
  施咏康为人低调、朴实无华。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芬兰指挥家在上海开音乐会,上半场《黄鹤的故事》演奏完了观众反响热烈但作曲家不在现场,激动不已的芬兰指挥要求立即派车将施咏康接到音乐厅向观众致意。先生跟我说,被拉上台的那一刻,真是手足无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在当年中苏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友好气氛下,国家曾准备把他送到苏联去学习。这回反倒是那位对施咏康青睐有加的伯乐——阿拉波夫提出:真正的作曲家不应该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是,施咏康就随遇而安,一直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熬炼,将自己的一切无怨无悔地交给祖国安排。
  那一代可爱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只讲奉献,不求回报。无私恬淡,宁静致远。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豁达超脱的境界,先生今年虽已九十高龄,依然精神熠烁,腿脚敏捷。我们衷心地祝福施咏康,祝福他身体安康,如意吉祥;我们热忱地感谢施咏康,感谢他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由衷地期盼施咏康,期盼他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声与笑语……
  2019年7月12日,施咏康先生九十生日会上,先生一时兴起表演金鸡独立,姿势平衡,稳如泰山,众人赞叹不已。
  学生感悟先生精于艺术一生活的人生境界,当晚凑打油诗一首尽兴。
  康公九十不稀奇,金鸡独立依然行。
  顽童心态处处见,亲朋好友笑不停。
  驰骋乐海挥洒间,生活快乐每一天。
  潇洒跨入九零后,时光惊叹现童颜。
  (责任编辑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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