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未知

   摘 要: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关于辽金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教育与科举、宗教与艺术、文字与语言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随着研究的深入,未来学界或将在辽金儒学完整体系的构建、儒释政策的研究、契丹女真文字解读等方面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关键词: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文化史;回顾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2-0020-07
   多年来在文化史的研究热潮中,辽金文化史的研究逐渐被史家所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辽金时期文化史的研究,学界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发表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本文将从学术、教育与科举、宗教与艺术、文字与语言四大方面对辽金时期的文化史研究做一些总结,并不揣冒昧地尝试对未来辽金史的研究予以展望。
   一、辽金时期学术研究
   辽金两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在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趋势的引导下,辽朝人和金朝人自觉承袭了以往历代不断积淀而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儒学在这一时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史学、文学创作意识逐渐加强,形成了独特的辽金史学和文学。21世纪以来学界对辽金时期的儒学、史学和文学研究关注颇多。
   (一)儒学研究
   辽金政权建立后不断学习儒家经典,尊孔崇儒,众多儒学代表人物传世文献较多,为学者们展开研究提供充分资料。辽金时期的众多儒士,著书立说或归隐教学或入仕朝廷,其学说思想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向来被学者所关注。魏淑霞[1]认为辽代自阿保机在征战和立国时就已注重任用汉人儒士,此后康默记、韩知古被授予重任,对辽朝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赵秉文、王若虚是金代比较突出的儒学代表人物。晏选军[2]对赵秉文的儒学思想成就持保守意见,认为赵氏的理学思想基本未出洛学的思想范畴,谈不上多大建树。而刘辉[3]认为赵秉文为“儒之正理”,是金代理学研究水平的最高代表,其学说表现出了尊崇周程二夫子、三教兼修而又终生致力于分枢儒释道的异同。王若虚是金代中后期一位引人注目的儒学代表人物。魏崇武[4]认为,以王若虚为代表的金儒,其思想中既有汉唐文化作为底色,也受“碎化”的北宋文化传统的影响。
   此时期学界就“金以儒亡”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刘浦江[5]认为“金以儒亡”的说法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女真人的汉化养成他们懒惰奢靡、耽于逸乐的生活作风,从而使这个一度生机勃勃的民族最终走向衰弱。宋德金在《大金覆亡辨》[6]中认为儒学误国说不仅与历史实际不符,而且在理论上也十分有害,儒学不应是金国覆亡的根源,就金朝后期的一个严重社会弊端——吏治而论,也否定了儒者、儒学误国的说法。儒学对辽金社会的影响广泛深入,它起到了移风易俗、改变时人思想观念、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舒习龙[7]认为辽代儒学对维护契丹族的封建统治,提高契丹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缩小其与中原地区的差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史学研究
   就史学而言,辽金两朝传承了传统史学文化,并为这一时期的史学赋予了一些民族因素,使得辽金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颇具特色的阶段。赵彦昌[8]认为辽代修史工作既带有本民族的痕迹,又在一定程度上糅合了唐宋的经验,表现出两者混合的特色。王惠德[9]对辽代史学的发展做了整理,认为辽代史学的意义已经超出契丹族的历史范畴,因为它改变了北方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我国史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吴凤霞[10]认为在金代女真贵族重视历史、关注实录编纂及史学发展影响之下,促进了金代实录的编纂,而金代的修史制度也随着实录编纂工作的开展日趋完备。
   把握辽金时期史学的整体性研究,有利于厘清辽金时期史学的发展脉络。吴凤霞的《辽金元史学研究》[11]对辽金时期的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进行了介绍,标志着辽金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里程。
   汲取中原传统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养分而成长起来的辽金文人留下了众多史学著作,也创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独具特色的文化。杨军[12]认为耶律俨的《皇朝实录》文笔洗练、叙事明晰,但內容过于简略却也是辽修《实录》的通病。范军、周峰[13]认为《大金集礼》作为研究金朝典章制度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不仅是金代礼制的汇总也是金代儒家思想在典章制度上的具体反映。
   (三)文学研究
   辽、金两代是民族迁徙、民族交流空前活跃的时期,辽金文学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现出“强效华风”的汉化倾向,重视汉文化修养,产生了众多的文学作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黄震云的《辽代文学史》[14]是学界第一部全面论述辽代文学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契丹文学史。对二百多年的辽代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考察和学术构建。吴梅[15]对辽金时期的文学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辽代文学代表人物主要是东丹王耶律倍以及以萧观音、萧瑟瑟为代表的女性诗人。周惠泉[16]通过对契丹语的研究指出耶律倍《海上诗》的契丹语含义,确认其为双语诗,也指出“立木海上”的典故是史臣不懂契丹语造成的。周惠泉[17]认为萧瑟瑟的作品最具特点,带有对国家社稷安危的强烈关注。贺利[18]认为萧观音的诗歌具有鲜明雄健的北方民族风格,而其所受的汉族教育,则让她的诗颇具唐诗之风。学界对金代文人作家元好问、耶律楚材着墨较多。王志清[19]认为元氏论诗绝句中的批评观点,少有新创的成分,大多是对前人见解的总结。杨忠谦[20]则认为正是元氏独特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表现手法使元好问的咏史诗在金代诗歌中独树一帜。耶律楚材在诗作方面,不仅仰慕唐代白居易,也亲近晋代陶渊明,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诗歌特色。贾秀云[21]认为耶律家族的独特地位和他们对白居易的仰慕成为白诗在北方传播的重要源泉。而傅秋爽[22]指出耶律楚材将陶渊明引为“知己”,他的亲陶之作几乎继承了陶诗创新主题的全部内容。    辽金两朝的传世文学作品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性格及其社会生活状况,又体现出了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焚椒录》是现存为数不多的辽代私人著述之一。尤李[23]结合史料以及前人的相关研究认为《焚椒录》为辽道宗朝进士王鼎所撰,不是后人所做的伪书。金代传世文学作品较多,学界对《中州集》的研究成果较多。《中州集》的编写所表达的元好问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想是学界的主要研究点之一。通过“国朝文派”这一出自《中州集》的概念对元好问的文学思想进行探究,胡传志[24]、师莹[25]认为国朝文派又名中州文派、唐宋文派、“国朝”体现了国家属性,“中州”体现了地域特征,“唐宋”体现了正统意识。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开始对《中州集》的小传进行独立的研究,裴兴荣[26]先后发表了系列文章认为小传的文学价值表现在刻画人物时运用的各种艺术手段。
   二、辽金时期教育与科举研究
   辽金两朝,为了维护统治、巩固政权,大力推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广泛吸收中原思想文化和教育理念,同时采取科举取士的政策广纳人才,客观上加速了契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一)教育研究
   辽金思想文化教育在古代中国教育发展史上颇具特色,对古代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突出的贡献。
   进入21世纪以来,辽金时期教育的整体研究获得长足发展,在多角度研究的基础之上也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观点。高福顺《教育与辽代社会》[27]一书围绕“契丹辽文化”的特色,从辽朝教育与辽朝社会生活互动视角出发,对教育政策的创立与发展、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儒学教育及其社会实践等内容展开全面、系统的分析与梳理。吴凤霞[28]认为金朝时期经历了金世宗和金章宗两次大规模的兴学,由此促使金朝中后期探索出金代教育发展的新途径,使金代教育颇具特色。兰婷的《金代教育研究》[29]系统研究了金代教育问题,并提出了金代官学和教材的划分标准以及女真地方官学设有女真州学的观点。
   辽金统治者在推行儒学的过程中采取多种教学内容以大力提倡和广泛宣传儒家思想观念。曹显征[30]认为辽代比较注重忠君和孝道教育。高福顺、陶莎[31]认为蒙养教育作为辽朝官学教育和私学教育的前期基础教育,在辽朝教育体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兰婷、孙运来[32]认为女真字学是教授女真文字的学校,到世宗时期,随着女真字学规模的扩大,学习的内容由单纯的文字教育发展成为文字与经史教育。孙凌晨、罗丹丹[33]认为金代统治者在积极接受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注重孝亲教育,并在多个领域制定了相关政策。
   辽金时期,在“尊孔崇儒”文教政策下,继承了中原的教育形式,统治者注重教育的社会性,辽金时期教育形式对提高这一时期民众的文化素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辽代官学以地域性研究较为集中,桑秋杰、高福顺[34]以辽代东京官学教育为背景,认为辽代东京地区官学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了地区间的不平衡性,这与辽朝的治国思想以及文教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高福顺[35]认为辽代私学教育是在契丹社会向慕华风的历史背景下获得较大发展的,辽朝私学教育模式灵活多样。关于金代官学的研究,兰婷、孙运来[36]认为金代在全面实行汉官制度后,经过几代皇帝的经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女真官学体系,对于女真人才的培养,政权的巩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都兴智[37]认为金朝的官办学校可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但是由于金朝统治者出于重视女真民族教育的考虑,又设置了各级女真学校,所以就学校的民族性质来看,从上到下可以分为汉人和女真两套教育体系。关于金代私学的划分,兰婷的思想有所变化。早期兰婷[38]将种类繁多、组织不一致的金代私学划分为家学和师授两大方面。之后兰婷[39]依据教学内容、创办者、办学目的的不同,将金代私学分为家学、女真贵族官僚家塾、学者自设私塾、官臣私塾以及自学五大类型。兰婷认为与其他朝代私学相比,金代私学具有类型多样化、设置早于官学、教育对象比官学更加广泛等特点。
   (二)关于科举研究
   由于辽金时期大力推行汉族士人所熟知的科举制度,使得北疆地区习儒诵经,向慕华风成为社会的风尚。这不仅为中原儒学文化向北方草原地区传播,加速辽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而且为之后的王朝在北疆地区实施科举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对于辽金时期科举的整体研究有所创新,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薛瑞兆[40]认为金代科举采纳了唐宋之制但是能够结合自身实际而进行调整,金代科举在科目、考试以及监检等方面具有简约实用的特点。李桂芝[41]《辽金科举研究》较系统介绍了辽金科举制度的情况,特别是对辽金科举制度的建立、条例、科次、学校,以及进士在当时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高福顺[42]《科举与辽代社会》以科举与辽代社会互动为视角出发,在分析辽代科举制度发展、演变极其复杂深层次的历史内涵的同时,对科举与辽代教育、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诸领域之互动亦给予充分关照,是首次在辽代社会生活视阈下对辽代科举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梳理与研究。
   辽金科举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辽金的考试运行机制也逐渐完善。因辽代科举史料不足,关于辽代的科举考试程序认知,目前學界有两种较为流行的观点。一是四试说,认为辽代科举考试的程序,要经过乡、府、省、殿四级。持该观点的学者有武玉环[43]、乔卫平[44]等。都兴智[45]则认为辽代科举只有三试并无府试一级,张希清[46]、李桂芝[47]等学者亦持此种观点。裴兴荣[48]认为金代科举继承唐宋之制而更加规范和严密,其命题范围基本上限定于“五经三史”之内,题目或涉及时政,或留心治道,多寓含政治目的,反映出金朝统治者争取正统、推尊儒学、以文治国的政治意图。
   三、辽金时期宗教与艺术研究
   辽金时期宗教发展兴盛,学界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佛教、道教和萨满教。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艺术可谓是一枝独秀,展现出了独特的民族特色。学界对于辽金时期宗教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    (一)宗教研究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教研究逐渐兴起。辽金时期佛教宗派众多,传世佛学著作较多,逐渐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并呈日益蓬勃之势。
   辽金时期的佛教宗派众多,在辽代尤以密宗、华严宗为盛,目前学界关于辽代密教的来源尚未达成共识。谢继胜、常红红[49]认为辽代密教是糅合契丹萨满教的成分之上,吸收了回鹘和汉人佛教中的密教内容加以系统化后最终形成。尤李[50]认为辽代密教的来源非常复杂,在继承唐密的基础之上,也有直接源于印度的因素。魏道儒[51]认为辽代严学兴盛表现在与密教的融合方面,辽代华严学是在密教刺激之下发达的。陈永革[52]认为辽代的华严阐释或引唯识,或引天台,或引密教,充分彰显了华严教理的融通性格。金源一朝,禅宗在佛教界占据主要地位。刘晓[53]认为作为禅宗“五家七宗”之一的云门宗一改宋朝时的颓废之象,在金朝统治下的中国北方地区得到了发展,并形成以中都大圣安寺为核心的丛林集团。王德朋[54]认为金代佛教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萨满教为女真人接受佛教奠定了经验基础,此后受到了辽、宋两朝佛教的影响,周边西夏、高丽、印度等扩宽了金代佛教视野,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代佛教体系。
   辽金时期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大量的佛学著述,存世的著作中基本信息的不完整引发了学界的讨论。《显密圆通成佛心要论》为辽僧人的著名留世作品,该书的成书年代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蓝吉富[55]认为该书应该在1056—1102年间完成,张明悟[5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测是在1079—1089年间完成。此外该书佛学价值突出,唐希鹏[57]和蓝吉富[58]均认为,元明以来准提信仰风行天下,与《显密圆通成佛心要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张明悟[59]认为辽代佛教宗派信仰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该书引起的。张琴[60]以金朝咏寺酬僧诗为研究对象,认为这些诗所体现的佛禅意蕴的深度虽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佛禅对金诗的显著影响。段玉明[61]认为金代僧侣万松行秀的《请益录》是其继《从容录》后模仿圆悟克勤《击节录》而成的另一部文字禅著述。
   这一时期有关佛教的文物遗迹众多,学界对此也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黄春和[62]梳理了辽代佛教造像的分布状况,总结了辽代佛像的艺术特征和造型样式,提出观音菩萨是辽代最为流行的造像题材。张明远[63]认为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五方佛可能产生于辽代晚期,供奉五方佛是受辽道宗时期华严密教思想影响的结果。
   佛教对辽金两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方面。佛教深刻地影响了辽代的政治生活,甚至出现了“辽以释废”的说法,如何看待佛教对辽朝兴衰的影响,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陈晓伟[64]认为辽代佛教及寺院已成为令人畏怖的社会势力,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吞噬着国家财富,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致使“辽以释废”成为一种必然。而刚晓[65]认为佛教从不是国家政治的制定者,不可以将辽代灭亡的原因推给佛教。孙昌武[66]既认可崇佛是导致辽灭亡的重要因素,也强调佛教推动了契丹族融入大中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张国庆在《佛教文化与辽代社会》[67]分析了佛教对辽代经济的负面影响,指出辽代崇佛导致大量耕地被占、劳动力被挪用、出现钱币危机,由此加速了辽代的灭亡。蒋金玲[68]认为辽代历代帝王的崇佛活动是辽代因俗而治政策的重要一环,这一观点对于继续研究辽代佛教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贞懿皇后出家是金代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王德朋[69]指出,贞懿皇后出家的真实原因应当是佛教信仰、社会现实、个人际遇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道教在辽金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辽、金两代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郑永华[70]认为早在辽太祖采取了与汉地统治者相似的“三教并行”之策后,道教的流传与活动便在辽国境内取得了合法地位。尤李[71]通过研究始建于辽道宗时期现存于河北省龙兴观的香幢,总结出辽代道教在民间社会的传布方式。有金一代,全真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吴光正[72]认为全真教自王重阳创教以来,逐渐度化弟子,设立会堂,完善理论体系,建构神仙谱系,创建宗教神话,而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金代最重要的三大“新道教”之一。
   张碧波[73]描述契丹人的萨满文化现象,认为契丹人萨满信仰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和神秘性等特征。赵湘萍[74]认为萨满教在女真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萨满教在金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战争中统帅通过萨满教激励将士;萨满巫师可以利用萨满教为人们治病消灾,预测并帮助生育;一些人通过应用萨满某种咒语惩罚仇家等等。
   (三)艺术研究
   辽金时期的艺术,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在选材、表达的思想境界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与传统的艺术相比出现了某些不同之处,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辽金时期的绘画与书法成就卓越,自有特点,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金永田[75]介绍了巴林左旗一处辽代僧人墓内所绘《老僧差遣》《山寺行童》《弟子僧众》等五幅壁画的情况,进而勾勒出辽代僧人的日常生活画面。郭华[76]从多个方面对资寿寺壁画进行考证,提出该寺壁画为金代壁画的观点,认为这对研究金代的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提供了依据。山西岩山寺金代壁画以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良好的保存现状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陈蓉[77]论述了岩山寺文殊殿西壁界画与北宋院体绘画的关系。梁姝丹[78]认为辽代书法主要学习和继承了唐代风格,其中受欧柳的影响最为深远,间或见有前朝及北宋书风。徐传法[79]認为金代书法批评的演进路径,即由金代初期的谀佞之风,到中期的人格崇尚,再到晚期的理性复兴。书法批评为金代书法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反映了金代书法的客观状况。
   辽金时期的音乐和舞蹈除受中原以及周边民族的影响外,还有其民族特色,学界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于淑华[80]认为辽建立后,在乐制方面继承了唐代十部乐的传统,形成了既融合了西域、渤海、汉及契丹先源民族鲜卑、乌桓等各种音乐样式,又具有自己民族独特风格的乐舞形式。李晓峰《契丹艺术史》[81]认为契丹的音乐舞蹈艺术是独具特色的契丹文化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来北方少数民族,以及以他们为主建立的政权的乐舞艺术体系的基础。苗笛、朱牧龙[82]指出女真音乐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民间歌舞音乐、金王朝的宫廷音乐以及金王朝宫廷仪仗乐队方面。    辽金时期的雕塑种类众多,通过雕塑的研究可以发现辽金时期的雕塑艺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丁真翁加[83]认为金代女真民族在创新雕塑文化、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也融合了本民族雕塑艺术形式,侧面证实金代女真民族已经接受汉文化。李静云[84]认为辽金时期的雕塑重现了辽金两代人的民族特点和日常生活习性,丰富了我国的佛教文化并且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良性融合。
   四、辽金时期文字与语言研究
   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辽金时期的文字和语言研究成果颇丰。
   契丹王朝建立之后,参照汉字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这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先声,契丹字对后来女真字的创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凤翥主编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85]被视为契丹文字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最大的亮点便是提出了契丹文字的释义与拟音。綦岩[86]认为女真文字在经历了创制演变、翻译汉文、独立使用三大时期。刘丽丽[87]指出金国创制女真字的主要目的是宣示民族国家的形象。
   随着契丹字和女真字的研究,契丹语和女真语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孙伯君和聂鸿音[88]认为契丹语形式在语音发展史上显得比蒙古语更快些,契丹语应该是蒙古语族中语音发展变化比较大的一种语言。清格尔泰[89]认为可以借用元音和谐律构拟契丹小字原字音值。朝克[90]认为女真语是满语的祖语,而且女真语中包括了不少来自契丹、汉语、蒙古语以及其他北方诸民族的成分。
   五、结语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于辽金文化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众多学者对于辽金时期学术、教育与科举、宗教与艺术、文字与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探讨,成绩斐然。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以及研究的日益深入,在某些方面尚有进一步探讨空间。其一,学术界迄今尚未建立辽金儒学研究的完整体系,已经开展的关于辽金儒学人物、著作、思想的研究为辽金儒学的整体研究奠定了充实的研究基础。其二,如何正确评价“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点,借此才能正确评价儒释政策在文学、史学、宗教、民俗等领域对辽金产生的影响以及对辽金治国方略产生的影响,对辽金时期儒释政策的探讨尚有待进一步深入。其三,辽金宗教研究领域,辽金僧官制度及寺庙的管理研究,为数众多的普通僧人因何出家,如何弘法等问题存在研究的空间。其四,契丹女真文字的解读等问题仍然需要学界进一步的探究。此外随着辽金时期的墓志、碑刻等重要文物的陆续发掘,对于这一部分资料的解读和应用或将对文化史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文化史的研究内容较为广泛,涉及诸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将会以新的视角对很多问题进行解释。此外从区域史的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地域文化面貌和文化特质将有助于我们在个别问题上形成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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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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